20220602《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索引數位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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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說明】

以第一冊「文字編目次」製作，包含「字號」，將「冊別」放在「備註」欄位中，新造21個缺字，完整的呈現所有的字頭內容。製作時發現目次第四頁，漏編了字號「210」。

《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為今年六月第四種文獻索引，總數量來到509種。

字列 678

缺字 24

總字列 702

【校正備忘】

第九冊323頁編號512字頭作「䙴」，索引頁卻作「𦥑与冖巳」應修正。

★★★【RMP設定提醒】★★★

這次製作的索引共有十冊，每冊紙本的頁碼是獨立的，而作為電子擋PDF的連接對應，必先有一個前製作業，相較一般RMP的設定可能有點複雜。不過，依照我們的說明，實際製作幾次，應該就可以理解。

我們需要將不同冊別設定獨立的RMP，請使用者先建立這幾個RMP：

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1.rmp

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2.rmp

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3.rmp

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4.r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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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8.r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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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10.rmp

建立好這10個RMP檔之後，開始逐一進行頁差設定，頁碼最先開始的頁碼減去電子擋的第幾頁（排序），例如：

第一冊的起始頁頁碼是1，存在PDF檔案的第二十四頁，即：24-1＝23。

內容就是設定成：+23＠…

※（…代表存放pdf的路徑與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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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總序】

1985年夏，剛剛結束漢宣帝杜陵陵園考古不久，我和李毓芳開始了在漢長安城遺址的考古工作。很快我們就在未央宮遺址西北部盧家口村東發現一處重要遺址（即“漢長安城未央宮第三號建築遺址”，也就是本書的“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根據那裏發現的漢代磚瓦遺物及其分布面積，初步判斷這是一處大型漢代建築遺址。1985年6月下旬，麥收以後，剛剛下種的玉米冒出嫩苗，這時正是當地進行田野考古勘探的最好時候。爲了究明該遺址附近遺存情況，我們在其附近進行了大範圍勘探，發現遺址北部有一條南北向漢代道路向北通往未央宮北部的門址，其東南爲石渠閣遺址，這應該就是文獻記載的未央宮“作室門”。“作室門”因未央宮内西北部有“作室”而得名，“作室”即官手工業作坊，如歷史記載的西漢未央宮中的“織室”就在未央宮西北部。也就是説，盧家口村東的漢代建築遺址很可能與未央宮的官府手工業管理機構有關，考慮到長期以來這類官手工業管理官署遺址開展的考古工作很少，爲了填補或充實這方面的學術空白，我們決定對這一建築遺址進行考古發掘。

1985年12月至1986年1月，爲了確定第二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項目，我們對盧家口村東漢代建築遺址進行考古試掘，掌握了遺址的基本情況。1986年9月至1987年5月對其進行了全面考古發掘，發掘面積9790平方米。發掘工作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86年9月至1987年1月，第二階段1987年2月至5月。原計劃“一次性布方”，全面發掘，因這一範圍之内涉及十幾戶農民的耕地，有的農民得知考古隊要進行考古發掘後，而把這些耕地的農作物臨時改種爲藥材、名貴果木等“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在“賠産”上“漫天要價”，加之涉及農戶多，賠産問題一直談不下來，只好分爲幾部分進行考古發掘，考古隊與當地農民可以取得一致意見的，就先行考古發掘，發掘結束之後回填，將耕地移交各自農民。暫時談不下來的就推遲進行考古發掘。因此，我們不能獲得一張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的“全景”照片，這應該是遺憾的事情。

不過可喜的是，在前幾年未央宮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産的過程中，這一區域當然得到了完整保護。文物部門根據該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對其進行了“復原性”保護展示工程。在2017年3月底天氣放晴的上午，我們用無人飛機對其進行了航拍，彌補了當年未能拍攝遺址“全景”之憾。

發掘從1986年9月開始布方，分爲東西南北四區。10月14日開始考古發掘，至1987年1月27日結束第一期田野考古工作。1987年2月5日至5月底進行了第二期田野考古工作。我和李毓芳主持了上述田野考古工作，參加這一工作的還有漢長安城考古隊張連喜、楊靈山兩位同事。

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實際上是“一鼓作氣”、“連續作戰”完成的，從1986年10月14日開始全面考古發掘工作，至1987年5月底發掘工作結束、遺址回填完成，耕地交還農民，其間就是在1987年1月底至2月初春節前後考古發掘工地僅僅停工5天。

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是中國古代都城的宮城遺址考古工作中，屬於首次進行的中央官署遺址考古發掘，我們没有經驗可循。它不同於20世紀50-80年代前期考古發掘的漢長安城武庫建築遺址，也不同於未央宮椒房殿遺址（未央宮第二號建築遺址）、唐長安城大明宮含元殿遺址等都城、宮城中的宮殿建築遺址，更不同於漢長安城與漢魏洛陽城南郊禮制建築中的宗廟、社稷、明堂、辟雍、靈臺、太學建築遺址等。我們把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作爲一組有機結合的“建築群”對待，首先通過考古勘探究明建築遺址群分布範圍，然後開探溝進行解剖，了解建築遺址的時代及其堆積形成過程，從地層學方面掌握遺址情況。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大探方”的“布方”發掘，這樣既保證了建築遺址發掘中的“完整性”、“科學性”，又極大提高了田野考古工作效率。比如我們發掘區域外圍綫的確定，需要保證建築遺址“完整”包容其中，不能因一部分建築遺址在“探方發掘範圍”之外而必須“擴方”，形成“探方”範圍之外的“堆土”二次搬運。一個大型古代建築遺址考古發掘工地，在啓動全面考古發掘工作之後，至田野考古工作全部結束，應該是“一次性”劃定“探方”範圍，而且最好把考古發現的遺址置於整體考古發掘遺址的“中央”位置。我們以往在西漢杜陵陵園東門遺址、北門遺址、孝宣王皇后陵園東門遺址、杜陵寢殿與便殿遺址、孝宣王皇后陵園寢殿遺址等大面積建築遺址發掘中均采用上述方法，取得較好效果。這次因爲徵地問題，雖然没有按照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布方”方法，但是在把近萬平方米的建築遺址進行分區設計中，充分利用的“杜陵布方”經驗，達到了預期目的。

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考古發掘中，建築遺存本身自然十分重要，但是對我們來説更爲棘手的是六萬多枚骨籤遺物的出土。中央官署遺址集中考古發掘時間約爲八個月，其中出土骨籤時間基本集中在其間五六個月，也就是説考古工地每天出土骨籤近360―400枚，每枚骨籤都要標明出土探方及其方位與層位。在大面積建築遺址考古發掘工地每天發現如此眾多的骨籤，文物的安全也是我們考古隊員十分頭疼的事情。值得慶幸的是，中央官署遺址考古發現的6萬多枚骨籤，在考古工地均得到安全保護。

1987年6月，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田野考古工作基本結束以後，我們立即投入室内整理工作，這一工作由李毓芳負責。作爲一座近萬平方米的大型中央官署建築遺址，就其田野考古報告而言，建築遺址無疑是其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多達六萬多枚的骨籤遺物如何安排，我們認爲考古報告遺物部分的骨籤應該是將其主要類型、文化内涵、時空問題等研究成果納入其中，而全部骨籤材料應該分門别類另行安排編輯出版。

骨籤的整理從骨籤的編號開始的，每個骨籤均有其“標本號”，這樣就保證了岀土骨籤的空間位置及其相互關係明確無誤。而骨籤編號之前的骨籤清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前期準備工作，但是此項工作很困難，因爲骨籤在地下埋藏約兩千多年，骨籤表面有不少附着物，尤其是一些堅硬的碳酸鈣幾乎與骨籤連爲一體。這樣致使骨籤編號很難在骨籤本體之上標示。如果説爲了骨籤編號而進行骨籤背面除銹工作，那麽骨籤正面的“磨光面”的碳酸鈣除銹工作則更爲重要，因爲骨籤的刻文在其“正面”的“磨光面”上。而刻文“磨光面”的碳酸鈣清除工作難度更大，主要因爲骨籤之上的文字不是“書寫”的，而是“刻文”，刻文筆畫非常細微，骨籤正面碳酸鈣與其表面刻文“融爲一體”，由於“刻文”太淺，清除碳酸鈣時很容易損傷刻文，爲此，這項工作必須小心翼翼，我們的工作原則是寧可清除骨籤表面碳酸鈣進度慢一些，也要確保骨籤刻文要原原本本保護下來。骨籤刻文均在骨籤表面，用物理方法處理骨籤表面碳酸鈣，很可能會傷及骨籤刻文，於是選擇化學方法，即用醋酸溶解碳酸鈣，使之軟化進行處理。但是醋酸濃度又没有相關可以參考的數據，只能從低濃度醋酸開始一點一點摸索，從而尋求到既不影響骨籤保護，又可以達到除去骨籤表面碳酸鈣的目的。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後我們用這種方法，基本圓滿完成了骨籤除銹工作，使6萬多枚骨籤背面標示編號以及正面刻文的釋文、摹本工作能够順利進行。

骨籤之上碳酸鈣清除工作基本完成以後，我和李毓芳開始了骨籤釋文與臨摹工作。我們歷時兩年，爲骨籤釋文、製作摹本卡片6萬多張，這爲以後漢長安城未央宮考古發掘報告編寫及目前進行的骨籤專題報告與研究奠定了基礎。十多年後“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研究課題”被先後列爲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與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可以説這離不開當年的骨籤釋文與相關研究所奠定的基礎。

在20世紀80年代末骨籤整理、研究基礎之上，我們又對中央官署遺址岀土骨籤中保存較好、刻文較清楚的一萬多枚骨籤的文字部分，利用電影膠片拍攝了黑白的骨籤照片（少量骨籤拍攝了含尾部在内的全貌）。由於骨籤刻文太細小，加之骨籤在中央官署遺址被廢棄之前曾毁於戰火，骨籤表面被大火燒烤龜裂的情況較爲嚴重，刻文與龜裂痕迹很難分清。更爲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海鷗”照相機很難勝任這作。照片雖然拍攝了，但是後來實際上並未“派上用場”。

20世紀80年代末，隨着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整理工作的進行，骨籤基礎資料（編號、釋文）基本完成，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的考古發現信息，已在學術界流傳開來，爲了早日把已經整理、了解的該遺址及其考古發現的骨籤基本情況向學術界做一介紹，我們決定對外公布初步學術信息。1989年第一期《考古》發表了我們的《漢長安城未央宮第三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1989年3月初，中央電視臺19點“新聞聯播”對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考古發現漢代骨籤進行了報道，第二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分别在第一版新聞報道了骨籤考古發現的重要消息。上述“考古簡報”與相關新聞媒體的報道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爲此我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立項了“漢長安城未央宮考古報告（20世紀80年代）”重點課題，其中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這又直接促使我們加快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出土骨籤的整理與研究工作。1996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岀版社出版了《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專門設置了“骨籤”的報告與研究部分，根據骨籤刻文内容，其中挑選“兵器”、“代號”、“工官”、“中央官署”四類十七種、435枚骨籤標本資料予以系統發表。

新世紀開始我們啓動了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的全面、深入整理與研究，2006年由李毓芳主持的“漢長安城未央宮出土骨籤考古報告”獲准立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研項目，李毓芳和我負責項目整體編寫，課題組成員劉瑞對以前所做的骨籤釋文進行了數字化，編製了相關骨籤資料（包括：骨籤釋文、尺寸、出土位置及時間等内容），張建鋒安排技師將之前用海鷗相機拍攝的黑白照片進行掃描數字化處理，以備出版使用（後因技術更新的原因，出版時未采用）。2011年9月“漢長安城未央宮出土骨籤考古報告”通過結項。

2011年，我主持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漢長安城遺址骨籤考古研究》立項，課題項目組成員有李毓芳、劉瑞，對原來6萬多枚骨籤的基礎資料進行了重新整理。這次整理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把全部骨籤用專門的微距鏡頭進行了高清拍攝。其次由於骨籤刻製持續的時間長，且刻文出於眾手，同一字在不同骨籤甚至同一骨籤中都有很多寫法，釋讀很容易岀錯，爲解決這一情況，對高清照片進行了單字裁切，並在利用它們完成釋文校對的任務後，整理出了大家現在看到的《文字編》。第三，同樣爲了彌補骨籤字口太淺無法打製拓片的遺憾，我們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骨籤安排技師用電腦中軟件製作了摹本。由於骨籤小且字口淺，即使是微距鏡頭的拍攝也因不同原因而出現各種問題，在經過兩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拍攝後，纔有了我們在《釋文編》中見到的較爲清晰的圖像。而也正因如此，用照片裁切單字製作文字編的工作多有反復。雖我們已極力避免，但想來大家在《文字編》中還是應該能找到一些單字照片與《釋文編》所用照片有異的情況。2017年6月該項目結項。

20世紀80年代末，隨着《漢長安城未央宮第三號建築遺址發掘簡報》的發表與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中央主要新聞媒體報道後，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當時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鄰居”的中華書局主要負責人鄧經元總經理，就立即與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考古隊隊長的我商談“骨籤報告”一書的出版事宜，當時雙方已經同意此“骨籤報告”在編寫完成以後，交由中華書局出版。作爲項目負責人的我因後來先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日益繁忙的所務工作使我不能投入主要精力主持完成這一工作，項目另一位主要成員李毓芳又先後承擔了漢長安城考古隊隊長與秦阿房宮考古隊隊長，並先後主持其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骨籤報告項目也就逐漸拖了下來。

2006年，隨着骨籤報告主要參與者的我和李毓芳開始重新將其提到科研工作日程，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與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相繼啓動與順利開展，一些出版機構又與項目負責人多次談及“骨籤報告”的出版事宜。2014年1月23日春節前夕，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先生、副總經理余詰先生專程到我們家中，看望剛剛從北京醫院出院、還在病中的我。我與徐俊總經理、余詰副總經理談及20多年前曾與鄧經元總經理商定的“骨籤報告”項目完成以後交由中華書局岀版的承諾與友情，表示此書岀版應該非中華書局莫屬。因爲骨籤實物存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於是商定春節後再去西安共同商定相關事宜。3月21日，徐俊總經理和余甜副總經理一行到西安，我們在西安研究室共同考察了骨籤遺物，並商討了前期的整理出版工作。劉瑞作爲作者一方代表，負責具體與中華書局責任編輯俞國林、朱兆虎等聯繫、溝通相關編輯事宜。

考慮到本書體量極大，爲以往同類圖書所未見，因此經中華書局提議，我們將其分爲了《考古編》、《釋文編》（上、下）、《文字編》三編。《考古編》公布中央官署遺址發掘、出土遺物、骨籤研究和骨籤摹本、骨籤登記表，骨籤登記表詳細登記了每枚骨籤的編號、出土時間、岀土地點、彎部、尺寸、釋文等；《釋文編》公布每枚骨籤照片、規格和釋文；《文字編》是之前裁切出的骨籤上清晰文字的集中。

感謝國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資助，感謝中華書局2014年以來的不懈努力，讓我們之前只是偶而有過但從未敢考慮的將全部骨籤完整發表的夢想成爲現實。

漢長安城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岀土骨籤，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考古發現，到先後立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課題、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再至入選國家出版基金項目，我想主要是因爲這一考古發現，在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檔案學、軍事史等諸多領域有着重要的學術意義，以及國家各相關單位對歷史科學的重視。

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考古發現的西漢時代骨籤，使學術界看到以往甲骨文、青銅器銘文、陶文與簡牘、帛書、石刻等岀土文獻之外的一種新的類型，填補這一方面的考古岀土文獻的空白。骨籤刻文的確切紀年與地理空間，無疑使其科學性尤爲突出。

編年學、職官史是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内容。“年號”之稱始於漢武帝時代，至於武帝使用“年號”的具體時間，學術界長期以來説法不一，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出土的數以千計的骨籤刻文年號，可以確認武帝“年號”應始於“太初”。大量有“紀年”與“年號”刻文骨籤的出土，爲漢代工官時代的確認，提供了更有説服力的實證。傳統的秦漢官職研究主要參照《漢書•百官公卿表》，《漢書》的“百官”主要是“中央政府”一級，至於郡縣級官員很少涉及，那些“縣級”以下基層官吏更是極少談到，而骨籤刻文恰恰保存了這方面豐富的歷史資料。秦漢時代的官手工業是社會手工業的代表，工官又是官手工業的“核心”，漢代工官産生時代、功能、管理及中央政府與地方“分權”管理問題一直不清楚，多達六萬枚骨籤的發現，爲此提供的豐富、科學資料，使這一學術領域研究必將得到深化。

漢字之於中華文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漢代又是漢字發展的極爲重要的時期，骨籤刻文爲研究漢字從“漢隸”到“楷書”的歷史發展，以及漢代在現代漢字形成中的作用提供了豐富的科學資料。與漢字相關的“書法史”研究中，骨籤刻文更爲重要的學術意義在於，骨籤刻文是“一般百姓”所爲，它們真實再現了漢代“社會大眾”使用的“書法”，而與“印章”、“封泥”、“記功刻石”、“銘文”等文字的“書法藝術”有所不同。

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及其出土的六萬多枚骨籤，是中國乃至世界檔案史研究中的重要科學資料。作爲“檔案史”考古資料，其“級另『'之高、數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内容之重要是考古發現中所極爲罕見的。骨籤作爲“檔案”的“備查”功能、長久保存的“質地”要求等，無不佐證了中央官署遺址的“檔案館”與骨籤的“檔案”性質。

骨籤刻文内容基本上是兵器與軍備内容，這些考古資料對古代軍事史、兵器史等相關研究，有着重要的學術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就一部專題的考古報告而言，現在大家見到的文本其實並不完美。比方說，由於骨籤數量多，前期工作集中在除銹、登記和文字釋讀之上，後期的整理則集中在對骨籤重新拍照和據新照片和新認識對釋文反復地推敲校改，因此原已計劃且早應開展的對考古發掘品骨籤的類型學研究還有必要進一步深入。又如，我們在發掘現場和整理之初就已認識到很多骨籤還有進一步綴合的必要，儘管這方面我們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但是還需要開展進一步深入的工作。與此同時，在大家看到的這六萬多枚骨籤之外，在中央官署遺址的田野發掘中，我們還清理了數量龐大的骨籤尾部殘片，也還未能來得及進行整理。當然，骨籤圖版製作儘管我們已經感到“滿意”T，但也不是每一張骨籤照片和摹本都盡如人意。如果能够有更充分的時間，可能照片還會更清晰精美，摹本也會更準確。

我們也曾一再猶豫，是不是和其他考古報告一樣，等完成全部骨籤的整理、研究工作後再行刊布。然而實際的情況是，雖在1987年結束發掘後我們對骨籤的整理工作一直未停，但從發掘至今已經三十餘年，早日出版此書，也爲學界所期盼。所以我們考慮，還是應該盡快將已經基本完整整理出的骨籤資料及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公布，於是纔在中華書局的積極推動下出版本書。也正因如此，本書中存在的各種不足和尚未完成的工作，希望能得到學術界及社會各界讀者朋友們的諒解。

在這批骨籤資料公布後，想來認真的讀者一定能發現一些尚可綴合的骨籤案例，以及一些因各種原因而存在的誤讀、誤釋，還有一些未能釋讀的文字（它們大多已經被集中放置在了《文字編》的“未釋字”中），希望讀者能慷慨地把自己的意見發表出來或告訴我們，以便更好地推進已在開展的第二期整理和研究。

整理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發現的過程，除前述已提到的骨籤綴合外，在高清微距拍攝後，我們在一些當時尚未來得及編號的無字殘片上發現了刻文，於是它們當然就在順序編號後收録本書。想來在本書岀版後，在繼續開展的骨籤類型學研究、綴合以及對大量骨籤尾部等的一系列整理中，一定還有不少新的發現在等着我們和大家。

劉慶柱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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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柱：《漢長安城未央宮骨籤文字編》（全十冊），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6月。

ISBN：978-7-101-130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