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24《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目錄索引數位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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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說明】

選單內容分類中有「上編 戰國簡帛字跡研究」和「下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九)字跡研究」簡化為「上編」與「下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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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平安夜，沒有去玩耍。照舊發開箱文，2023即將過去，新的一年我們會繼續努力更新內容，請大家多宣傳，繼續衝高訂閱數！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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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前言】

古文字字跡的研究最早應用在甲骨文上，後來居延、武威漢簡出土，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到漢簡中不同的字跡對應不同抄手的情況。近年來，由於大批戰國簡帛的出土，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戰國文字的字跡開始加以關注。

甲骨文字跡的研究起步較早，其發展也較戰國簡自字跡成熟。戰國簡帛字跡的研究僅處於起步階段，對字跡研究的層面多限於劃分其所對應的書寫者，主要成果限於利用不同抄手所寫的字跡對竹簡進行分篇、編聯及拼合等，研究方法也不成系統。目前，對戰國簡帛字跡(以及其他古文字字跡)進行研究的主要障礙是：對字跡特徵的描述較難，常常有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尷尬;對字跡特徵的描繪性詞語模糊不清，如對字跡的分類常用“風格”、“書風”"等詞語；對字跡特徵所對應的抄手的判斷較為機械。相關討論多在於區別不同抄手對應的不同字跡，但對同一抄手所寫出的不同字跡以及不同抄手所寫的不同字跡之間的關聯，則很少有人討論，等等。

在本書中，我們對古文字材料中的字跡研究是借鑒現代筆跡學中對筆跡特徵進行分類的方法而進行的研究。由於古文字材料中的文字符號形象與現代漢字的符號形象有所不同，書寫工具與書寫載體也都有很大差別，這就使得我們對古文字字跡的研究不能完全照搬現代筆跡學的原理，要根讀不同書寫工具、不同載體上的文字形象做具體的分析。我們不僅注意區分不同字跡的差異，以此劃分不同抄手，同時也觀察不同字跡相互間的共性，尋找這些不同抄手間的聯繫。我們不僅注意尋找竹簡中的相同字跡，同時也注意觀察同一抄手的字跡變化。在此基礎上，我們對抄手群的共性特徵、抄手的個體特徵、文本抄寫方式進行研究，為古文字的考釋、先秦典籍的傳抄與流傳的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

利用字跡對古文字進行研究，不僅需要對古文字字形熟練掌握，分析這些文字的書寫情況以及不同載體上的文字形成的不同特徵，同時要對這些載體的材質性能有所瞭解，這些都是影響字跡形態的重要因素。若能結合現代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字跡在古文字研究中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也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古文字研究的進步，古文字字跡學將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主要是對古文字字跡研究的歷史和發展做了總結，對戰國簡帛字跡的書寫狀況進行了考察，系統地總結出戰國簡帛字跡的特徵和研究方法，以及利用字跡對戰國簡帛進行研究的意義。下編是運用上編所總結出的戰國簡帛字跡研究方法，對已公佈的上博各篇(一至九冊)竹簡上的字跡特徵進行詳細分析的個案實例。本書所收集的資料截至2013年12月30日。上文已述，由於利用字跡對戰國簡帛進行研究尚屬初級階毆，戰國文字異寫現象頻見，一些文字的異寫也許與時代有關，我們還不能通過字跡對這些文字寫法的時間分界線做出判斷。戰國簡帛文字材料較多，古書類竹簡的字跡情況較為複雜，至今，我們發現的古書類竹簡均是有所憑依的抄本，這些非自述類字跡很容易受到其所抄寫的底本影響，從而使這些較本上的字跡特徵發生變化。我們雖然利用字跡的地域特徵對戰國古書類竹簡的底本情況作了分析，但是對這些抄本所憑藉的底本文字情況還不是很瞭解，這裏僅能做一些推測。本文僅是利用字跡對古文字進行的初步整理與研究，必定有許多不成熟的想法。希望拋出這本小書以引各位學者的興趣，為古文字字跡研究領域作出更大的貢獻。

【《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後記】

這本小書是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除部分章節有所添加修改，主要加入了上博九的各篇字跡分析。我於2012年6月通過博士學位論文答辯，衷心感謝白於藍、陳偉、陳偉武、李守奎、林語、劉釗、吳良寶、姜振武、徐在國、徐正考、張世超幾位先生提出的寶貴意見。

我自2003年考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讀研，師從吳振武教授，無論在生活土，還是學業上，先生都給予了我莫大的寬容、理解與關懷。我的博士論文中涉及筆跡學原理較多，就必然需要收集各類現代筆跡學著作用以參考，這類書籍想要看到十分不易。除我在中國刑警學院學習時得到部分書籍外，吳老師也費心託人為我四處收集，先生為我所借到的筆跡書籍內容詳實、豐富，為我撰寫相關簡帛字跡理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我讀研期間，馮勝君教授就是我碩士畢業論文的協助指導老師，我的碩士畢業論文就是利用字跡對郭店簡進行的研究，當時尚未有系統的與字跡研究相關的著作，而郭店簡的字跡研究應該做什麼、怎麼做、能做出什麼都是未知數，我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開始了對郭店簡字跡研究的嘗試，而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馮師給予了我無限的支持與鼓勵，使我能夠在這一領域得以繼續深入地研究。2007年，我考入馮勝君老師門下攻讀博士學位，並準備做戰國簡帛字跡的相關研究，在與老師的多次討論中，最終確定博士論文將以上博簡字跡為研究中心。博士論文答辯前夕，正值馮師在美國進行學術交流，馮師無時無刻不關心著這篇小文的進展，我的論文都是用電子版傳給老師審閱的，這類論文在電腦上翻閱是十分不便的，即使這樣，老師對論文還做了逐字還旬的修改，並很快回覆了我。同時，本書也是蒙馮師推薦才得以出版。

兩位老師為我的付出，學生的感激之情已不是隻言片語所能表達。

周寶宏老師是我大學本科的老師，是他帶領我進入了古文字的殿堂。

程少軒、蘇建洲等先生為我提供了很多資料。

本書受到“吉林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2012BS057)的資助，亦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簡帛學大辭典”(14ZDB027)的階段性成果。特此致謝!

【《戰國簡帛字跡研究》部份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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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刻寫材料上看，甲骨文契刻所用的載體爲質地堅硬的龜甲或獸骨，刻刀在這種材質上刻劃受到一定阻礙，這種阻礙影響了字跡的變化，從而使甲骨文字體發展成一種契刻式的字體。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甲骨文大多是出於河南安陽的商代甲骨，小部份西周甲骨則大多出於陝西岐山。兩個時代的甲骨不僅發現地不同，風格也迥然有別。

  從刻寫方式上看，殷墟甲骨字跡的豎畫往往是自下而上逆刻的，整個字又是自內向外推刻的，這些特徵我們都可以從甲骨文刻痕的凹槽坡度上看出。當契刻過程中出現縱橫相間的筆畫時，許多刻手因不便轉動刻刀而改成先將平行筆畫依次完成；契刻橫畫時將甲骨片調轉90度，再按豎畫的方法推刻（圖二）。（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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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文中鑄造類銘文字跡特徵主要體現在筆畫相接處沒有尖銳的折角痕跡，這是因爲銅水流動於範內折角處造成的效果（圖五：1-4)。鑄造銘文雖大多能反映出墨書的痕跡，但是其字跡的附加成分大大多於刻劃文字。字跡附加成分是既不反映書寫者的書寫技能，也不反映書寫習慣，是來自書寫者的主觀因素和書寫的客觀條件對書寫過程的干擾加給字跡的。鑄造銘文往往加入書寫者的主觀意識，帶有修飾性地對字跡進行改造，有目的地改變了字跡，掩飾了書寫者實際的書寫技能與習慣，如金文可以通過雙鉤方式刻範等等。鑄造類銘文由於是製範鑄造，所以一般來說在同一篇銘文中不會有不同書寫者的字跡，一般來說也不會出現對銘文進行修改的痕跡。（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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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文中刻劃字跡在刻（劃）寫時的承受材料較甲骨更爲堅硬光滑，對刻刀的反作用更大，從而阻礙和干擾書寫活動的正常進行。書寫工具與承受物之間的摩擦程度不同，對字跡的影響也不一樣。刻劃文字對字跡的干擾主要是書寫條件變化而書寫者對其未能很好的適應造成的。刻劃字跡反映出的情況就比較複雜，有些是劃刻而成，有些是鑿刻而成，因爲不同刻工刻寫技能不同，他們對刻刀的控制能力也不一樣，刻痕特點也就不同。刻劃類字跡在較長的轉折筆畫中，折角較爲明顯，或改成兩筆相接刻劃，交接處以及交叉處較爲生硬或者折角明顯，常常出現斷筆現象（圖八：1、3）。刻工的刻寫水準越高，克服、適應不利條件影響的能力越強，字跡變化也就越小，並且能在原來字形基礎上做藝術加工（圖八：2）；刻工的刻寫水準越低，克服、適應不利條件影響的能力越弱，字跡變化也就越大，此類字跡常出現在兵器等銘文中。（圖八：3）（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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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對出土竹簡製作工藝的考察，我們認爲抄手的文化水平在當時相對一般人來講應該不算很低。竹簡獲取成本高，其修整刨治並非易事，需要的工序比較複雜，竹簡還要編聯成冊，這些材料並非誰都可以擁有。尤其是對抄寫這一工作而言，本身目的性很強，作爲隨葬品的書籍，也能證明其爲珍貴之物。不太可能把這樣的一項工作交給文化水平較低甚至粗心大意或缺乏責任心的人來做。傳抄書寫必然按一定的程式，其中出現的一些錯誤只能算是偶然現象，並且存在許多與文化水平無關的其他因素。（119-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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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以上博簡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7月。

ISBN：978-7-5325-7567-1

李松儒，《戰國簡帛字跡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