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26《古漢語通論》目錄索引數位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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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漢語通論》前言】

蔣禮鴻教授（1916—1995)，字雲從，室名懷任齋、雙瓻室。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敦煌學家，浙江嘉興人。早年就讀本縣秀州中學。畢業後考入之江文理學院（後改名之江大學）國文系，受業於夏承燾、鍾泰、徐昂諸先生，深得治學三昧。沈潛文史，兼長詩詞，尤精於文字訓詁與古書校釋。21歲時，撰成《說克》一文，已具卓見特識，從此開始了學術生涯。

1937年12月之江畢業，留任助教半年。旋至湖南安化藍田國立師範學院國文系任助教三年，與錢鍾書、吳中匡同事。繼而入川，在重慶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文學院中文系任講師四年，與吳組緗、魏建猷、王仲犖、管雄等同事。抗戰勝利後，隨中大復員南京。一年後，又回杭州任之江大學文理學院講師。1951年院系調整後，調浙江師範學院（後改名杭州大學），任中文系語言教研室主任。1978年9月晉升為教授，1986年評為博士生導師。兼職有中國語言學會、中國訓詁學會、中國音韻學會理事，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分會副會長(後任顧問），浙江省語言學會副會長（後任名譽會長），浙江省敦煌學會副會長，《漢語大詞典》副主編，《辭海》編委兼語詞分冊主編。1995年5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79歲。

蔣禮鴻教授精通訓詁、音韻、目錄、校勘，其俗語詞研究馳名中外，生平著述，凡有下列幾類：

一、訓詁之屬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

敦煌石室發現的變文，保存了大量當時的口語材料。變文語詞，或字面普通，字義有別；或其字其詞，生僻難解。雖經不少名家校釋，但多趨易避難，尤其缺乏對俗語詞特性的瞭解，很少作規律性的探求。本書特取此類難以辨識而易於誤解的詞語，疏通詮釋，按義類分為釋稱謂、釋容體、釋名物、釋事為、釋情貌、釋虛字六篇，並多次修訂，益臻精審。第六版《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收詞條達四百十四條，全書四十餘萬字。作者將變文材料歸納比勘，以唐五代人詩詞、筆記、小說等語言材料相互證發，並從漢魏六朝及宋元明清語言材料上下取證，論述通借，探索語源，使敦煌變文字義中的積久滯礙，一朝貫通，確詁精解，絡繹紛披，開闢了本世紀俗語詞研究的一個新階段。不僅解決了變文研究中長期誤讀和歷來困惑的難點，而且有力地啟動了上自漢魏下及明清而以唐宋為重點的方俗語詞研究的進程，對漢語詞彙史研究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呂叔湘認為需有類似《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這樣作品幾十部，方能編成漢語大詞典。徐復認為此書“鑿破混沌，為曠代之作”，“久為治漢語詞義學與語源學之枕中鴻寶”。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稱之為“研究中國通俗小說的指路明燈”。美國漢學家Auter Waley、蘇聯漢學家孟西科夫、法國漢學家戴密微等，皆深感從中受益，認為是步入敦煌寶庫的必讀之書。本書曾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二等獎，第二屆吳玉章獎金一等獎，1995年榮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義府續貂》、《義府續貂補》

作者繼清初黃生（扶孟）《義府》二卷之緒，以“聲近義通”為綱，從語言角度探索詞義詞源，考究淹通，窮極研幾。全書收詞條三百餘，其中考釋俗語語源，超越前賢，尤為精到。

《類篇考索》

宋司馬光等編撰的《類編》四十五卷，探討字原、古音、古訓，闡明古今字形演變，為《說文》和《玉篇》作了增補。作者以影刊汲古閣影宋鈔本和姚刊三韻影印本，“訂正錯誤，比較同異，溯厥根源，補所未及”。由於作者以聲音繫聯，以義訓貫穿，突破字形的障惑，為文字學、訓詁學增添了新篇章。

《讀〈同源字論〉後記》

作者認為同源詞比同源字的定名，在理論上更圓融合理；對王力“同源字研究是一門新訓詁學”之說，提出質疑。認為同源詞研究在訓詁學史上源遠流長，同源詞的兩大分域為變易（音變、緩急、贏縮）和孳乳（通別、遞轉、對待）。分析同源詞應以聲韻為經，詞義為緯。因為同源詞的存在、孳乳，是從音同、音變(其條例為旁轉和對轉）表現出來的。本文對漢語同源詞理論有較好的歸納和拓展。

這方面的重要著述，還有論述訓詁學任務、方法、拓展和要籍的《訓詁學基本知識》，“期於聲義會通之旨粗有推衍”的《〈廣雅疏證〉補義》，對《說文》進行匡補的《懷任齋讀〈說文〉記》，考訂嘉興方言的《嘉興方言徵故》，詮釋語言文字的《懷任齋隨筆》，以及未及匯集成書的一系列考釋敦煌或唐五代口語詞的文章，如《〈敦煌資料〉第一輯詞釋》，《唐語詞叢記》、《杜詩釋詞》、《〈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詞釋》等。

二、古書校釋之屬

《商君書錐指》

今本《商君書》多有訛脫。故錢子厚謂讀《商君書》如斷港絕航，難可通達。1944年作者撰成此稿，曾獲國民政府教育部學術審議會三等獎。專家評審結論謂：本著作參採訂正今昔諸家之說，並下己意整理古籍，頗稱該備；議論也每有獨到之處；而樸實允當，一洗穿鑿之病，尤為難能可貴，《商君書》殆當推此為善本矣。當時作者年僅28歲。1982年重加讎校，編入中華書局所輯《新編諸子集成》。本書博採前賢之說，甄別遴選，匯集眾長；又斠訂《藝文類聚》、《群書治要》、《意林》諸書所引，以微舊文之跡。作者旨在校重貤紕繆，釋晦澀難通，既有校勘上的刪衍補脫、改錯字、明句讀、定是非，又有注釋上的破通假、解字義、疏文義。凡所揭櫫，類皆精覆。

《校勘略說》

本文對校勘與校讎定名進行辨正：前者一般指文字的校正，後者則指以尋求、考辨、評介、分類為手段，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目的的治書工作。校勘的作用在祛疑、顯真、明微、欣賞、知人，其方式為存真、校異、正訛，其內容則是所校書誤、脫、衍、倒或錯、羼等。作者歸納校勘之法為：比較版本，引用他書，求諸訓詁，審察文勢，求之義理。作者結合校勘理論，提供了諸多校例。

《誤校七例》

本文認為不通訓詁，不體文情，不察文脈，不諳文例，不審韻葉，輕信他書，強書就己，為誤校七源。鄭文焯不解宋人軟腳、暖壽、煖女常語，不知軟、暖、煖實為饌之借字，遂妄改周邦彥《漁家傲》“賴有蛾眉煖客，長歌屢勸金杯側”為“緩客”，就是不通訓詁、不察文脈、輕信他書之弊。

作者認為整理古籍重在還其本貌，不能僅僅滿足於文從字順。校訂、解釋，應立論有據，而忌隨意立說。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博覽群書。數十年來，作者身體力行，樂此不疲，校釋之作甚夥，尤以子部集部為最。如《淮南子校記》、《讀〈論衡集解〉》、《讀〈論衡校釋>》、《〈墨子閒詁〉述略》、《經微室〈商子〉校本跋》、《讀〈韓非子集解〉》、《〈淮南鴻烈•原道〉補疏》、《讀〈山海經校注〉偶記》、《讀〈劉知遠諸宮調〉》、《〈補全唐詩〉校記》、《〈敦煌變文集〉校記錄略》、《〈敦煌曲子詞集〉校議》、《大鶴山人校本〈清真集〉箋記》、《〈梨園按試樂府新聲〉校記》等。

1994年1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將上述二類論文，編成《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論叢》中關於文字訓詁學的，還有《讀〈說文解字注〉》、《讀〈說文句讀〉》、《讀〈說文通訓定聲〉》、《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詞義釋林》、《湘西讀字記》。關於古籍校理的，還有《讀〈呂氏春秋〉》、《讀〈漢書補注〉》、《讀〈文選〉筆記》、《柳集箋校》等。

三、辭書編纂之屬

《辭書三議》

本文是作者結合《辭海》修訂得失，為《漢語大詞典》發軔而作。“三議”為會通、逸義、辨證。會通，即綜合語詞與語詞間內容（意義）和形式（用字）上的本質特點，進而揭示語義之內部聯繫。逸義指辭書漏略的語詞義項。舊辭書漏義現象屢見不鮮。大型辭書必求詞義完備，尤應以搜求逸義為要事。辨證指為避免與糾正辭書編寫中訓義、引據、注音之誤，就必須對古書中的紕繆加以辨證。呂叔湘對此文極為贊同，認為“此文所提三點，實大詞典成敗所繫”。

《論辭書的書證及體現詞彙源流的問題》

本文認為書證的主要作用在於證明詞語的意義或用法，對不少辭書編寫者以為羅列不同時代文獻中同一詞語的書證便能體現詞彙源流的觀點提出質疑。詞彙源流錯綜複雜，或眾源匯為一流，或一源派生眾流，決非一成不變。辭書體現詞彙源流目前應做到：以本義、引申義、比喻借代義次序分列義項；說明外來語由來；舉出成語、典故的根源或其變體；說明語詞通借。作者遣提出了辭書進一步反映詞彙源流的新構想：說明因時有古今而造成的詞語同實異名嬗變或同詞異字遞變；推溯語源，歸納詞族；方言證古和古義證方言。

在辭書編纂理論方面的重要論述，尚有《辭書涉議二題》、《說“通”》等。他的辭書編纂理論，在《漢語大詞典》、《辭海〈語詞分冊〉》、《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編纂中均有所體現。

上述三類論文結集為《懷任齋文集》。此外，作者還有《古漢語通論》（與任銘善合著）、《目錄學與工具書》兩種教材行世。前者內容充實而自具剪裁，後者則以概述和應用實例並舉見長。

在長期的治學生涯中，蔣禮鴻教授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學術思想和鮮明的學術風格及特色。

他秉承清代乾嘉學派謹嚴、踏實、實事求是、鍥而不捨的學風，以學術為天下之公器。但問耕耘，不問收獲。言必有據，無徵不信，既博且要，精益求精。他十分重視第一手材料，博覽群集，嫻熟於胸。為撰《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遍讀幾百種文獻，舉凡詩詞曲賦、小說筆記、語錄、民謠、佛經、道書、詔令、奏狀、碑文、音義、字書、韻書、史書、文集，都在他的取材範圍，左抽右取，駕輕就熟。平生篤於深求，恥於浮誇，以求臻於學術上完美之境界。他的著述必經反覆磨勘後，纔予發表。重要論著，都經多次修訂。如《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一書，已增訂四次，還認為訂補工作遠未結束，假我餘年，必將續有增補。同時，蔣先生虛懷若谷，不恥下問，在他的著述中，稱引後學言論，必署其名，決不掠美，獎掖之情溢於言表。

在理論上，蔣禮鴻教授對乾嘉段、王之學，把握至深，深得“訓詁之旨本於聲音”之奧秘精義。根據語音推尋故言，每每能引申觸類，不限形體，一洗緣詞生訓之弊。同時借鑒現代語言理論，融古今理論為一體，指導學術實踐。而且，他從詞彙整體結構性著眼，將語詞放人共時與歷時框架中探索詞義詞源，這樣就跳出了傳統語義學的窠臼，把語詞考釋納入漢語史的研究軌道。

在方法上，蔣禮鴻教授嫻熟運用本證、旁證、參互校核、因聲求義、探求語源、方言佐證之法。具體而言，即從體會聲韻、辨認通假及字形、審視文例、玩繹章法文意入手，然後歸納比勘，在縱橫繫聯中使詞義交相發明、結論堅確不拔。在古籍箋訂或語詞考釋中，蔣先生還善於把校勘和訓詁結合起來，以校勘為訓詁第一步功夫，用訓詁解決校勘問題。如《秋胡變文》今蒙孃教，聽從遊學，未季娘子賜許已不？”“未季”不可通。蔣先生審視上下文例，以本校之法證明“未季”是“未委”之誤，並以翔實例證說明“委”有知義，“未委”就是“未知”。從而使變文錯字得到糾正，文義大明。

蔣禮鴻教授的研究特色，集中體現在語詞研究的五大要旨――解疑、通文、探源、證俗、博引之中。解疑是因語詞難以索解而提出，這是點的研究。通文是讓語詞的解釋施及其他文獻，而冀具互證互補、相得益彰之效。這是將點的突破引向面的研究。探源包括兩個層次，一是最早書證的探求；二是從語言角度探索詞義語源，並勾勒出詞的產生、發展、詞義消長、用字異同、詞形訛變的軌跡。證俗是將所釋語詞與現今方言俗語中的詞語相印證。以方言證古和古義證方言，將古今漢語的研究貫通起來。博引是專就材料而言，語詞研究的基礎正在於材料的可靠性和廣泛性。上述五者體現了蔣先生語詞研究的基本思路：即以翔實可靠的資料作基礎，由解疑入手，以點及面旁通其他文獻；然後上溯源頭以討語源，下及方言以證古語，勾勒出語詞之產生發展、詞義消長、詞形變幻和用字異同，在共時和歷時的框架中把語詞研究納入漢語詞彙史的軌道。

蔣禮鴻教授一生以讀書為樂，手不釋卷，著述不輟。同時，門下多士，誨人不倦，不知老之將至。作為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敦煌學家，他在訓詁、敦煌語言研究、古籍整理和辭書編纂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作為一名教師，他為培植後進，殫心竭力。從教五十七年，桃李滿天下，很多學生已成為相關專業的著名專家和學術骨幹。晚年在身罹頑疾的情況下，還帶出十多名博士、碩士，傳承有序，後繼有人。他指導學生，最注重人品、學品，他曾對學生說：“治學要有好成績，首先有個態度問題，這個態度就是不欺――不騙人，首先不騙自己。”“不存私心，老老實實的態度，是搞學問最基本的東西。”這在今天特別有教育意義。

蔣禮鴻教授具有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高貴品質：治學嚴謹，淡泊名利，嚴於律己，寬於待人，誨人不倦，忠厚謙和，篤於情義，畢生以宏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以發展學術與獎掖後學為己任。他的高尚人品與精湛學術，至今為學界敬仰與傳誦。

《蔣禮鴻全集》編委會由原杭州大學蔣禮鴻先生的弟子組成，成員有顏洽茂、俞忠鑫、方一新、黃徵、任平。

《蔣禮鴻全集》收錄蔣禮鴻先生所撰各種專著、論文及詩詞。編排次序：先專著，次論文，次詩詞及附錄。論文則以已發表，尚未發表，及未完成者為先後。已出專著凡誤排字句均已改正。

蔣禮鴻先生在原著原稿親筆增補的文字，插入原文相應位置。未刊手稿無句讀者，均加以標點。文稿中的古今字、異體字等，或因所引資料原文如此，或因作者的行文風格和書寫習慣使然，不強作規範；殘稿一般不予整理，以示原貌。

各卷整理者列名如下：《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顏洽茂整理。《義府續貂》、《類篇考索》、《商君書錐指》，俞忠鑫整理。《語言文字學論叢》、《懷任齋文集》，方一新整理。《古漢語通論》，為蔣禮鴻與任銘善合著，任平整理。《語言文字學論叢續編》，收錄未及編集的論文及部分殘稿；《懷任齋詩詞頻伽室語業》，收錄蔣禮鴻與其夫人盛靜霞所撰寫的詩詞，黃徵整理。

由於浙江大學出版社和袁亞春總編、黃寶忠副社長對學術事業的長期關注與熱心倡導，在學術著作出版步履艱難的今天，《蔣禮鴻全集》得以順利出版，誠為幸事，謹致以衷心的感謝。

《蔣禮鴻全集》編委會

2015年8月12日

蔣禮鴻．任銘善：《古漢語通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

ISBN：978-7-308-15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