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21《乾嘉考據學研究(增訂本)》目錄索引數位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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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說明】

筆者以書籍目錄為基礎，逐頁增加內容，包含圖表的部份（集中在欄位「內容」）。20多年前，筆者正在寫碩士論文，部份涉及明清時期的金石學。明代有許多印譜的編輯，間接或直接讓清代產生許多優秀的篆刻家。今日利用整理的機會，學習更多乾嘉時期的研究現況。

501頁有「主要人名、書名、詞語與事件索引」，如果有時間，再考慮是否另外數位化這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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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考據學研究(增訂本)」目錄索引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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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考據學研究(增訂本)》序】

序一

考據學是古文獻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古文獻學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載體，其形式和內容兩方面的特點決定了古文獻學是一個交叉、兼綜的學科，古文獻就其形式而言，包括語言文字和文本形態，涉及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和古籍版本、目錄、校勘、辨偽、輯佚、編纂學等；就其內語容而言，外具體和抽象兩個方面，具體方麵包括人物、史事、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歷算、樂律等，涉及自然和社會、時間和空間諸多方面的考實之學；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內容，屬於義理學，除義理學之外，包括與形式有關的諸學及內容方面的考實之學，均屬考據學。而探求義理也必須以考據學為先導和基礎，否則極易流於空泛和臆測，難以取得科學的成果。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文獻學史上，考據學始終是一個重鎮。

清代考據學是中國古文獻學發展的高峰，而乾嘉考據學又是這座高峰的主要標誌，研究乾嘉考據學首先是一個學術史的課題，此不僅由考據學的豐富學術內涵所決定，也因為乾嘉考據學不是無源之水，有其學術淵源；研究乾嘉考據學也是一個普通歷史包括社會史、思想史等的課題，因為乾嘉考據學的形成有其外在的社會原因，不能不加以探討。因此這一課題既意義深遠，又難度很大。回想當初與永祥同志一起確定這又個論文選題時，我在讚佩這位年輕人的銳氣和勇氣的同時，也對他能完成這一課題抱有信心。因為他大學本科讀的是歷史學專業，碩士和博士階段又分別讀了歷史文獻專業和古典文獻專業，學養寬廣而紮實，同時他又有難能可貴的刻苦鑽研精神和爬坡毅力，而且有一定積累，已發表過有關文章，論文寫成之後，我不僅為得到預期成果而欣慰，更為他在知難而進中獲得新的提高而驚喜。論文順利通過答辯，受到評議專家和答辯委員們的一致好評。各位專家還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本書稿即是在充分尊重與吸收這些意見的基礎上對原論文作了部分的修改後而告完成的。

乾嘉考據學歷來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前人研究成果頗豐。但因為種種原因，也產生了一些偏見和誤解，諸如鑽故紙堆、材料掛帥、煩瑣考證等等，貶損之詞，不一而足，至今尚難稱已完全消除。至於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也還有待於拓展和開掘。本書作者從充分掌握材料入手，立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首先，關於乾嘉考據學的原始文獻，涉及全面，分析透徹；其次，對此論題的研究歷史和現狀有充分的了解。因此能在翔實占有材料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做前沿開拓性的探討。本書在乾嘉考據學興盛的原因、治學方法、學派劃分、學術成果的分析評價以及歷史地位和侷限性的考察等方面，綜觀探微，頗多創見。其中關於成因、方法和學派的研究尤為精到。例如關於成因，作者通過大量事實分析了文字獄的影響，對被誇大了的文化高壓說有所論正；對西學影響說也作了實事求是的探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又如方法，在古書通例歸納法的探討上多有創獲，超越前人。再如學派，吳派、皖派、浙東派三分之說，始發自章炳麟，再倡於梁啟超，幾成定論，而作者敢於提出疑義，創立惠棟、戴震、錢大昕三派說，雖然尚難成為定論，但亦言之成理，富有啟發性。例子尚多，勿需詳舉，即此足以顯示本書的創造性。

當然本書也還有不足和值得商榷之處，這正有待於作者今後的深入探討；而有些問題被提供出來，對促進乾嘉考據學研究的發展也不無裨益。

本書承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文庫”編輯委員會評審，決定收入該“文庫”出版，這種襄助學術、獎掖新進之舉，實在令人感佩，值此應作者之囑為本書作序之際，謹致敬意！

孫欽善

1998年3月6日敘於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序二

一代之治有一代之學，而乾嘉考據學正是有別於中國歷史上其他朝代的學術，也是更能反映清代學術思想特徵的學術思潮與學術流派，在中國古代乃至近現代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無疑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然而，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它卻長期遭受冷遇，未能得到深入研究和應有的公正評價。直到20世紀80年代，因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學術界才又對之進行重新研究和評價。此間，對該學派的一系列問題大都展開了研究和討論，並對往日某些儼然成為定論的觀點提出了迥然不同的看法，這是十分可喜的現象。正是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漆永祥同志經過多年潛心研究，以十年磨一劍的鍥而不捨精神，向學界奉獻出了他的新著——《乾嘉考據學研究》。據我所知，此乃迄今為止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深入研究論述乾嘉考據學的專著，且是出自漆永祥同志這位剛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學者之手，真是學如積薪，後來居上，殊屬可喜可賀！

乾嘉考據學誠然有其重要地位和影響，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卻又是一個難度很大的研究選題。要對之進行系統研究並寫出一部有分量的專著，又談何容易。這是因為該學派從其產生形成、發展興盛直至衰落，實貫穿有清一代，其中學派林立，名家繁多，各家著述又浩如煙海，故欲治此學，如無坐冷板凳的精神，刻苦閱讀各家著述，就很難對之做出準確的把握和概括；其次，當時的考據學家，治學範圍又都十分廣泛，博涉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經、史、子、集乃至天文、歷算等各個方面，又精通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之學。因而，欲治此學，如無深厚的經、史根底，不能通曉文字、音韻、校勘等學問，就很難“深入虎穴”，理清乾嘉考據學家的學術思想及其成就與侷限；再者，晚清以來，學界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又往往與政治鬥爭及學術學派之爭相交織，一直是陰雲籠罩，眾說紛紜，歧見迭出，褒貶不一。欲治此學，如無追求真理的學術勇氣，就建免被雲霧遮目，囿於成說，難以做出新的論斷。難怪有的學者曾指出：“清學質實艱澀，不事浮躁，號為難治，故從之者鮮。”惟其如此，學術界專治清代學術者，確也是鳳毛麟角。

令人欣喜和欽佩的是，本書作者漆永祥同志雖然尚屬青年，卻不畏繁難與艱險，敢於知難而進，近十年來一直圍繞清代學術辛勤耕耘。我從和他的接觸交往中了解到，他在大學本科，學習的是中國歷史專業，當時就用功閱讀了不少歷史文化典籍，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87年，他就讀碩士研究生，期間又專攻歷史文獻學專業。此間，其業師李慶善先生又諄諄教誨他“治古學者當從讀清人著述始”，因為“清儒治學，首重審音識字，實事求是，故其學謹朴而有本根”；而且，“清儒所治，上溯三代，下迄當時，故治清學與治累代之學無異”；同時，“清儒之學，廣涉泛覽，門類龐雜，然能博而歸約，深得會通之法。然則治學之門法導師，皆存清人書中耳！”永祥同志牢記業師的教導，從當時起就孜孜不懈、持之以恆，大量閱讀清人著述，僅各種讀書筆記和資料卡片就積獲甚豐，盈尺累篋，這使他從中深得清人讀書治學之三昧，也為日後深入研究乾嘉考據學做了資料上的儲備。他還一邊讀書，一邊進行研究，其碩士學位論文即為《試論乾嘉時期的校勘學》。永祥同志獲得碩士學位後，還曾一度留其母校——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從事中國歷史文獻學的教學工作，在教學中進一步於文字、音韻、訓話、目錄、版本、校勘、辨偽、輯佚等學上磨煉出了紮實的功底。與之同時，他又結合教學實踐，撰寫了多篇有關乾嘉考據學的論文併發表，這又為其系統研究乾嘉考據學做了觀點上的積累。為獲取進一步的深造，他又於1993年考人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師從著名古文獻學專家孫欽善先生，攻讀古典文獻專業的博士學位。其入學之前與孫先生已建立了一定的學術聯繫，因此師生之間都有相當的了解，孫先生又因材施教，勉勵其繼續研治清學，並支持他以《乾嘉考據學研究》作為博士論文選題。永祥同志在名師雲集、資料豐富、信息靈通的北京大學，實如魚得水。特別是其導師又對之潛心指導，從確立選題到制定提綱，以至草成初稿，都得到孫先生點撥指教，再有諸多師友切磋研討，終於使他出色地完成了《乾嘉考據學研究》的撰寫。

以上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介紹永祥同志的求學、治學經歷，一則意在說明他確實具備撰寫《乾嘉考據學研究》的必備條件，絕非興之所至，一蹴而就，而是有厚實的研究基礎；再則，也想說明一個學術人才的成長，既首先決定於個人的主觀努力，要有為學術事業獻身的志向，並為實現自己的志向而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堅實往前走去，同時也要有客觀環境造就，特別是需要學界前輩的精心指導、循循善誘。二者相輔相成，人才才能脫穎而出。這就需要為師者認真傳道、授業、解惑，為弟子者謙虛好學，尊師重教。只有這樣，學術事業才能不斷地繼承與創新，代代相傳，長江後浪推前浪。我與孫欽善先生及其弟子永祥同志，已有多年學術上的交誼，我認為他們不愧是名師高徒，相得益彰。

當1996年5月，永祥同志完成《乾嘉考據學研究》這篇博士論文後，我曾應孫先生之邀，充任論文評閱人並參加了論文答辯。由於是專業上的同道同好，便懷著先睹為快的心情，很快讀完全稿並與此一領域已有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對照比較，甚為讚賞。因欣然寫出評語：論文從學術史角度，對乾嘉考據學之成因、方法、派別劃分、各派的傳承與特色以及考據學思想、得失評價、地位影響等諸多問題，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源源本本，條分縷析，進行了全面縱深的研究，涉及內容幾乎囊括了乾嘉考據學本身以及近年來海內外學術界對之研究中提出的各種重大問題，而且引用資料翔實，內容豐富，分析透徹，不面成說，頗有創見。整篇論文無論是廣度與深度都有新的開拓和發掘，是迄今為止較為系統、全面、深入研究乾嘉考據學的第一部論著。與我同時參加答辯的各位委員和專家，也都共同認為這是一部優秀的博士論文。

我記得在論文答辯過程中，各位專家在充分肯定論文的同時，從更高的要求和更為完善的角度指出了一些缺失與不足，也提出了一些意見和建議。此後，作者在虛心吸取各位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再經認真思考和研讀，又對原稿進行了修改和充實。讀了修改稿後，我深感較之原稿又有所提高，結構更加嚴密，內容更加充實，分析也更加透徹。如果說還有什麼不足的話，我則感到如何把乾嘉考據學放在整個清代社會歷史發展變化過程中，結合清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聯繫學術思想自身的嬗變來分析乾嘉考據學產生、興盛、衰落的發展演變方面略嫌不足，此外，對乾嘉考據學的評價，有時也似乎失之偏愛有所拔高。當然，這些卑見不見得正確，聊供作者和讀者參考。

由於《乾嘉考據學研究》確乃上乘之作，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文庫”編輯委員會通過認真評審，嚴格篩選，列入“文庫”之中。永祥同志囑我寫篇“序言”，故為之序，願與作者共勉！

王俊義

1998年春節於方莊晚居齋

【作者簡介】

漆永祥，男，甘肅漳縣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文獻學史、清代考據學、宋詩整理與研究、《燕行錄》研究、東亞學術與文化研究以及中學語文教學與高考等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撰著與古籍整理有《乾嘉考據學研究》、《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清學札記》、《〈漢學師承記〉箋釋》（上下）、《全宋詩》（合作）、《書林清話（外二種）》、《東吳三惠詩文集》、《江藩集》、《漢學商兌．漢學商兌贅言》、《欲覓金針度與人——中學語文與高考論集》等十餘種，主編有《大學國文選本》《北大中文系第一課》《北大中文名師教育談》等，已發表學術論文與散雜文詩歌等二百餘篇。

【《乾嘉考據學研究(增訂本)》後記】

本書是在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數易其稿，始成今日之面目。

我讀清人書，算來已十年有餘。1987年秋，初從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李慶善先生治古文獻學，因讀書粗疏，不得要領，先生訓誡說：“治學無他途，惟勤奮細心，方能有得。你勤奮差可，細心則否，不妨就向清人書中學習。清末張之洞曾講‘治古學者當從讀清人著述始’，此為的論。為什麼呢？‘勤奮’與‘細心’，為清人治學之初步。尤可貴者，清儒治學，首重審音識字，實事求是，故其學謹朴而有本根；清儒所治，上溯三代，下迄當時，故治清學與治累代之學無異；又清儒之學，廣涉泛覽，門類龐雜，然能博而歸約，深得會通之法。所以治學之門法導師，皆存清人書中，未必親炙受業、耳提面命方得為師。惟清學質實艱澀，不事浮躁，號為難治，故從之者鮮，你何不知難而進呢？”我從事清代考據學的學習，並以《試論乾嘉時期的校勘學》為碩士學位論文之題，皆是先生此語啟導的結果。

畢業以後，留校任教，課業之餘，以研習古學自娛，無奈仍是讀書滅裂，耳目聵聵。1991年初，我曾冒昧寄小文數篇於北京大學，煩孫欽善先生辱目一閱，並惴惴提及願人門下受業之意，先生賜函說：“我歷來主張，搞我們這一行，要博與專相結合，整理與研究相結合，考據與義理相結合，繼承與開創相結合。我相信你完全能做到這一些，很希望你來所邊學習、邊研究，為發展古文獻學而努力。”1993年秋，我終得負笈入孫先生門下執弟子禮，得以講壇聆教，晨昏請益。先生熱情鼓勵我繼續研治清學，又詳細制定了培養方案，誡以讀書須博聞，但用力須專精。本稿自發始之初到刪削裁定，凡文稿改易者三，而先生詳審者亦三；又自大綱細目至小題句讀，先生莫不指訛摘謬，祛惑釋疑，迪進賜示、資益灌注之力尤多。

我資質愚魯，但命運不薄，兩次從師，皆厚德載物、學問湛深之長者，兩位恩師對我期以可塑之材而不棄，我得從游於二先生之後，實為此生之大幸。至為痛心者，李先生已於前年冬日遽歸道山，唯願此書的出版，能給恩師在天之靈以些微的慰藉！

本書的寫作，還曾受到多位師長的熱情幫助和指導。自提綱初創至刪定成稿，北京大學中文系安平秋教授、楊忠教授作為導師組成員，曾就框架結構、內容論點等不吝賜教，獲益良多。提請專家評議與答辯期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陳鐵民教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王俊義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黃愛平教授，武漢大學古籍所宗福邦教授，山東大學古籍所董治安教授，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郭晉稀教授、古籍所胡大浚教授、歷史系王震亞教授，北京大學歷史系張衍田教授、中文系馬秀娟副教授等，或提寫評議書，或親蒞答辯會，糾謬拾缺，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在此向諸位先生深表謝忱！尤其是王俊義先生在百忙之中不僅為本書賜序，而且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熱情推薦並審閱了全稿，對先生提攜後學之舉，至為感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為本書提供了出版的機會，責任編輯馮廣裕先生在炎炎酷暑之日，對文稿中的錯訛多所糾謬，在此一併深表感謝！又學兄王德保、吳銘能在本書寫作期間，或商論疑義，或持示資料，筆者也感謝他們的無私幫助！

1996年5月初稿於燕園四院101室1

998年3月定稿於中關村25樓237室

【《乾嘉考據學研究(增訂本)》增訂本後記】

拙著《乾嘉考據學研究》是我的博士學位論文，自1996年通過答辯，到1998年有幸收入“中國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文庫”出版，距今已整整二十二年。是書面世後，得到學界師友們的熱情勖勵，書早已售罄，朋友們也一再催我修訂再版，這也是我多年來的念想，但總是顛頓奔波，耽於雜事，不能壹力靜心地做修訂的工作。而更為難堪的是雖然二十餘年過去，但我對乾嘉考據學的認識與研究仍在原地打轉，並未能再上一個新的台階。說句大大的老實話，自從拿到博士學位證書那張紙後，我根本就沒有充裕的時間來有計劃有規模地讀書，時間總是被切割得雞零狗碎，如同婆娑的樹影，又像斑駁的老墻，在嘩哩嘩啦似有似無間輕易地劃過，二十年來就沒讀過幾冊清人專著與別集。這讓我極度惶恐驚懼，汗顏無地，真所謂日月易邁，而馬齒徒長了！

拙稿原來的章節安排，其實是很老土的寫法，就是對乾嘉考據學的名稱、成因、派別、方法、代表人物、學術思想、成就得失及學術地位等，或詳或略，或深或淺，按部就班地進行論述，這種做法的缺點是不時髦，但好處是不過時，相對穩定，所以要從章節上進行大的調整便顯得很難。此次修訂，對原有章節沒有做大的更動，只是增加了新的五章作為附編，其中前三章分別對乾嘉考據學家的事功之學（第十一章）、乾嘉考據學家與桐城派之間的關係（第十二章）、《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第十三章）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研，這都是乾嘉考據學與清代學術史上的重大議題。後兩章主要是對江藩《漢學師承記》（第十四章）與方東樹《漢學商兌》（第十五章）的具體論述，因為這兩部書在研究與評價乾嘉考據學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百餘年來對乾嘉考據學的認識與評價，多出自這兩部書中的觀點。新增這五章的內容，都先後公開發表過，也湊合算是我這些年來的一些新見與淺見，與原書十章可以形成相配相補的關係，有助於加深讀者對乾嘉考據學的認識與理解，也對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會有些助益的作用。為了保證各章節相對的完整性，全書中個別內容與引文略有重複，請讀者見諒。

另外有一個我當年捅出來的大婁子，在原書中是一個小問題，但在我的學術研究史上應該是一件丟人現眼的大事件，有必要摘出來說說，就是對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的不實指斥。在本書初版的第三章“乾嘉考據學方法”中，在談到“古書通例歸納法的客觀化與規律化”一節時，曾論到“江藩對古書通例集大成式的歸納”，對舊題江藩纂《經解入門》深信不疑，並據此斥責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乃抄自《經解入門》而成。此節文字也曾單獨作為文章在《中國語文》發表，為我贏得了“美譽”。此次既為遮羞起見，更怕再次誤導讀者，就在修訂時就把這段文字刪汰了。

當年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電腦尚未普及，還是手工抄錄卡片來積累資料，彼時也還沒有注釋詳細引據頁碼等的習慣。此次修訂，將原書中所有的引文與注釋做了全面的復核與檢查，糾正了不少的引文訛誤，並一一註明了版本與頁碼等。同時也編了“主要人名、書名、詞語與事件索引”附在書後，以方便讀者核檢。

全書修訂過程中，得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潘妍艷、朱明數、蔡紫昍同學的幫助，他們辛苦費力地對原書各章與附編的正文、引文和注釋進行了詳悉的核校；李林芳同學翻譯與核校了英文目錄。北京大學出版社願意出版拙著，並做了大量的編輯工作，在此一併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漆永祥匆草於2018年6月6日

【《乾嘉考據學研究(增訂本)》內容提要】

本書將學術史研究與古典文獻學研究相結合，對乾嘉考據學的名稱、或因、派別、方法、代人物、學術思想、成就得失及學術地位等。進行了縱深全面的考察，並對該學術領域的一系列重要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作者在學求觀點的提出及論證材料的運用上，遵信清儒實事求是、注重證的治學方法與原則，有的敢矢，不為空言。在為圖歷史地，真實地對乾嘉考據學進行細密梳理與明辨確論的同時，也試圖使讀者對其學的全貌及一些重大問題、學術特徵等獲得具體而切實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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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7月。

ISBN 978-7-301-3110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