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25《中國碑拓鑒別圖典》目錄索引數位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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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碑拓鑒別圖典》．序一】
中國碑拓始於南朝，惜無實物流傳。傳世最早拓片出於唐初，唯見敦煌藏經洞數件而已。宋代金石學昌明，然傳世北宋拓本亦稀如星鳳，所謂宋拓多為南宋拓本，元代拓本數量更為稀少，故善本碑拓必稱“宋元”。明拓最下，拓工多劣，唯恃五六百年之歷史滄桑，傲立不倒。清初碑拓走出低谷，迎來了金石學的第二個高峰，乾嘉拓本更是獨領風騒，拓工可與宋元相比肩，堪稱“善本”。道光、咸豐、同治拓本滿地開花，海内名碑悉數拓遍，可稱“舊拓”。清末民國碑拓存量最多，最易收藏，造福學林與書壇。
碑帖鑒定涉及斷代與辨偽，初為文人鑒賞之餘事，後為碑估之秘笈，再經藏家之推波，遂成獨立之體系。先後出現了不少碑帖鑒定之經典著作，諸如方若《校碑隨筆》、張彥生《善本碑帖錄》、王壯弘《增補校碑隨筆》、馬子雲《石刻見聞錄》，成為碑帖鑒藏之利器。然而傳統碑拓鑒定著作均無圖版對照，鑒定步驟僅靠文字表述，不少細節模棱兩可，不便操作。如今各大博物館、圖書館及私人收藏的碑拓善本紛紛整理出版，鑒定校勘條件遠勝於過去。仲威先生就職於上海圖書館，常年從事碑拓鑒定工作，依託於上海圖書館二十萬件的碑拓收藏，潛心研究，综合前人鑒定成果，去粗取精，多年來積累了數萬張碑拓鑒定關鍵點照片，將大量目鑒心得融會貫通，集成碑拓鑒定資料庫，名曰“碑鑒”。今從中遴選歷代名碑三百餘種，配以二千餘張圖片，著成《中國碑拓鑒別圖典》，此書之面世必將惠澤碑拓收藏界，開碑拓鑒定之新天地。付梓之際索文於我，聊贅數語以為序。
童衍方
上海書法家協會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長
【《中國碑拓鑒別圖典》．序二】
我國歷代石刻拓片的傳世總量浩大，據全國各大圖書館、博物館收藏拓片的品種來看，約有六、七萬種，但其中能被稱為“名碑”的，不過數百種而已。
何為“名碑”？首先付個刻石年代的限定條件，那就必須在“上起先秦，下至唐宋”這一時間段中。因為宋後各朝由於不擅碑學，書碑、刻碑的藝術與技術直線下降，其史料價值、藝術價值，也遠不及唐代以前的碑刻。又因現存宋代以後各朝刻石數量眾多，是唐代以前刻石的十倍，甚至百倍，它們大多風格雷同，書法呆板，形制單一，雕刻拙劣，故不被納入“名碑”行列。
其次，還得加上一個出上或發現的截止限定時間，那就是清末民初。淸代金心學興盛，碑石一經出土，拓片旋即四方流傳，金石學家紛紛考證、著錄、題跋，這一風氣一直持續到清末民初，為後人留下了大量金石學研究資料。清末民初之後，傳統文化的價值理念遭受西學的衝撃與顛覆，毛筆書法連同四窗五經一起淡出了時代，拓片的收藏與研究跌入低谷。加之攝影印刷術的出現，許多碑帖得以影印出版，再次衝撃了拓片的傳拓與收藏活動。近幾十年城市建設日新月異，雖然地下碑石紛紛出土，其中亦有不少書刻一流的碑版刻石，似是，這些碑石出土後旋即進入了博物館的庫房或私人的密室，即便能在文物與書法類的書報雜誌上發表，但是其拓片的流傳數量還是極低，社會收藏人群較少。更關鍵的是，還缺少有影響力的金石家。試想一本發行景只有數十、數百的“圖書”，又無名家品評推介，怎能成為“名著”。因此，我們將絕大多數清末民初之後出土的碑石不納入“名碑”行列，當然這其中不包括那些出土後旋即毀佚，或流往海外，拓片留存數量極稀者。
何謂“名拓”？其一是極端強調拓片自身擁有的文物價值，諸如：孤本、善本、宋拓、明拓、淸初拓、出土後初拓本、名家監拓本等等，這些拓本或因年代久遠，或因傳世數量稀少，抑或拓制質最高超，成為碑帖收藏領域的寵兒。
其二是還要考慮追加拓本之外的附加值，如：這些拓本之後尾隨的歷代名家題跋，考釋、題詩、題畫、觀款、藏印。此外，還應該涉及拓本的品相與裝潢等等。文物價值高的拓本通常情況下多有题跋、藏印等附加物，似反過來附加值高的拓本就未必是文物性高的拓本。因為題跋與藏印還存在真偽問題，即便是真跡，還有可能是從它處“移栽”過來，當然還存在著不少名家誤判、誤定的斷語。
那麼如何判別_本碑帖的真正的文物價值呢？判別碑帖的拓制時間先後是碑帖鑒定的第一要務。碑刻在每個歷史階段的傳拓中，石面會發生或多或少的變化，或因H然風化，殘斷、開裂、斷缺，或因人為損壞，加之不同的拓工，不同的拓法，不同的紙墨等等，造成各個“批次”捶拓的拓本都帶有明顯的特徵差異。
碑帖鑒定正是從各個歷史階段傳拓下來拓片的差異著手。碑帖自從刊刻後，經歷代流傳下來，存字一般會越來越少，石花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裂紋會越來越長，越來越粗等等，這是碑帖自身的“生命規律”，收藏者正是利用這條規律來從事碑帖鑒定的。明清以後歷代收藏者中的有心人開始收集並記錄各個歷史時期拓片存在的羌與，從中歸納出最簡便易行的區分方法，一般挑選碑刻中變化較大的文字或點劃，作為“參照點”來比較與描述，例如：某碑第幾行第幾字，宋代如何、明代如何、淸初如何、乾嘉如何、嘉道如何、清末民初如何等等，排比劃分出許多鑒定“標準線”，收藏者將這邱“參照點”稱之為“考據點”。許多考據點已經約定俗成，成為碑帖交易雙方记惯、評判的主要依據。
通過考據點來開展鑒定，這是碑帖鑒定不同於書畫鑒定的地方，也是較書畫鑒定更為客觀的優勢所在。書畫鑒定在紙墨印章的基礎上還會經常運用書畫作者的藝術風格或稱藝術手法（筆法、墨法、章法、書法等）進行判斷，定出或“贗品”、或“高仿”、或“早年作品”、或“中年作品”、或“晚年作品”，而且一個書畫鑒定家的研究範圍絕不僅限於某一個朝代的某一個作者，還要面對各種形形色色的作者與作品，其判斷主觀性遠高於碑帖鑒定。試想當我們看到一張自己二三十年前書寫的書信、筆記、字畫等，自己也會有陌生感，連自己的作品都難以判斷，更何況要分辨數十上百年前的高仿品。相信四百多年前的董其昌對此也必有同感，那麽四百年後的當代董其昌研究者們要替董老做主，談何容易。再者，一些較少看到藝術品原件的“鑒定家”，贗品看多了，便會出現“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情况。因此在書畫鑒定中，一些作品真偽的爭論會持續數百年乃至上千年。
可以這麼說，書畫鑒定“難度”高於碑帖鑒定，但是碑帖鑒定“風險”高於書畫鑒定。難度高是因為我們遇到模棱兩可的作品時，無法起問古代書畫作者。碑帖則不同，可以向原心“探出”消息，即便原石已毀，它還有歷朝歷代的無數“孿生兄弟”（不同時期的拓片），各種原石拓片可供“DNA鑒定”（筆劃、石花、裂紋、石質紋理等等都可看成碑帖的“DNA”）。“風險高”是因為我們不可能收集到或看到或記住所有的“DNA”樣本，而且到手的樣本還可能是偽造的，在沒比較的情況下或者在短時間内非要作出判斷的情況下或是覺得“撿漏”的衝動情況下，一旦作出錯誤的結論，不會象疑難書畫鑒定那樣爭論上百年，碑帖鑒定黑的就是黑的，永遠白不了，因為原件的“DNA”是唯一性的，一旦被發現是“假的”、“次的”，不用辯白，不會有“翻案”可能，因此
碑帖又被冠名為“黑老虎”。對付這些“黑老虎”的常用工具書有：清方若的《校碑隨筆》、土壯弘的《增補校碑隨筆》、張彥生的《善本碑帖錄》以及馬子雲與施安昌合著的《碑帖鑒定》等。方若最早系統地給名碑名拓定出被金石界廣泛遵循的“考據點”，王、張、馬、施等前輩均在方若的校碑基礎上加以增廣，許多案例又成定論，不少“考據點”還被追加為範例，被廣泛採納。其中尤以王壯弘先生的《增補校碑隨筆》一書影響最為深遠。
但是王、張、馬、施等前輩著作的寫作時間均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各種碑帖經眼後，當時無條件拍攝或復印留檔，只能依靠筆記或卡片形式著錄。若干年後整理文稿時，由於離開碑帖原件又無對照圖片資料，編著困難可想而知。缺少對照圖片，除了編纂校碑書籍困難之外，還給廣大碑帖研究者和收藏者帶來閱讀與研究的困難。碑刻考據點從完好到稍損再到大損，最終全湖是一個漸變過程，石花的連與非連，或似連還斷，很難言表。再如漢碑或摩崖文字的完整與損泐與後朝墓誌與碑版的完整與損泐，是不可相提並論的。掌握其中的“度”需要大量的碑帖比較，否則不是“囫圇吞棗”就是“張冠李戴”。
校碑如斷陳年舊案，前人的校碑隨筆如同“當年現場的目撃證詞”，有真有假，打正有偏，有繁有簡，需要邏輯推理，更需要整合各家之說，增簡刪繁；碑帖圖片資料就好比是“當年現場的遺留物證”，直觀、正確、可信且無可替代。因此，碑帖鑒定類工具書圖文並茂的需求尤為迫切。
《中國碑拓鑒别圖典》選取歷代名碑三百三十餘種，總結並整合前人校碑經驗，刪繁增簡，結合實際校碑體會，提綱挈領，並配以歷代碑拓圖片二千坪餘幅。每幅圖片的背後是數倍乃至數十倍的拓本甄別、遴選與梳理，最終才選出最有代表性的關鍵圖片。但由於本書的篇幅有限，加之囿於一館之藏（上海圖書館碑帖收藏），限於一己之力，疏漏與繆誤難以避免，希望讀者不吝指正。
仲威
二〇〇九年十月七日於上海圖書館
【《中國碑拓鑒別圖典》．後記】
筆者供職於上海圖書館古籍部（現稱“歷史文獻中心”），從事碑帖整理與研究工作。上海圖書館藏有碑帖拓片二十萬件，其中善本碑帖二千五百餘件，堪稱“碑帖博物館”。同時，上海圖書館還擁有顧廷龍、潘景鄭等版本目錄學大師，帶有濃厚的版本研究門風。筆者自跨進古籍部之日起就受到孫啟治、陳先行諸先生的版本校勘學啟蒙，日日手捧王壯弘先生的《增補校碑隨筆》、張彥生先生的《善本碑帖錄》等書，校碑、讀碑樂此不疲，並將工作中發現的異同與心得隨時記錄，或卡片或簽注或隨筆，校碑成為每日必修的功課。如此年復一年雖翻爛無數校碑書籍，但個人的“心得”漸成“心病”。因為人腦再強大終敵不過“電腦掃描器”，許多過去的筆記若離開了碑帖實物，日久也漸感陌生與淡忘，體會到要建立“碑帖鑒定圖片資料庫”的迫切性。
自二〇〇二年初開始著手碑帖鑒定圖片資料的搜集拍攝工作，凡涉及版本考據的碑文、碑字、石花、裂紋、題刻、藏印、紙質、裝裱樣式等相關信息均用數碼照片形式紀錄下來，其中既有來自全國的公藏或私藏拓片、拓本、卷軸等實物資料，還包括近年各地博物館、圖書館出版的碑帖圖錄或單行本，也有部分民國時期出版的碑帖影印本。
搜集、校勘、拍攝、編排工作萬分“艱辛”，逐行、逐頁、逐件的檢校，有時數周時間才完成一種碑帖版本的圖片記錄工作，心中無數次生發“叫停”的命令，但所肩負弘揚碑帖文化之使命又催促著一次又一次的“復工”。最終經數年的不懈努力，圖片資料累計達到數萬張，“碑帖鑒定圖片資料庫”雛形初具，這樣既方便了日常的鑒定研究工作，又將歷年“沉睡”的校碑文字筆記“激活”。
二〇〇七年十月，文物出版社趙磊先生約稿撰寫《中國碑拓鑒別圖典》一書，使我有機會將這些“獨享”的材料轉化為“共用”的資源，同時嘗試著開創一個“圖典”校碑的新時代。
本書的編纂過程中，得到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黃顯功、陳先行、陳建華、胡堅、周依仁、沈傳鳳等領導與同仁的大力支持，還受到了童衍方、孫啟治老師的悉心指導，師兄唐存才先生還為本書題寫了書名，在此併表示感謝！
仲威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於上海圖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