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816《先楚史》目錄索引數位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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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說明】
筆者製作索引，選擇文獻的條件，除了自己研究需要以及網友的建議之外，再來就是一種隨機的緣份。有些先處理的文獻，反而拖延要很後面才會完成，中間偶爾會有「插隊」的。
日常看到什麼書名、文獻感興趣，就會先看看目錄，想學習的就會優先處理，有些文獻處理的方式比較特殊，可能會擱置，等有空檔再來處理。
我不喜歡看小說，也沒看過一部小說（小時候《三國演義》也是翻一下而已）。喜歡看期刊、論文，書籍除了「目錄」會優先看之外，再來就是「前言」和「後記」。這是了解書籍出版背後的故事最好的方式之一，平常沒什麼社交，透過閱讀看看作者辛苦完成書籍的真實故事（歷史），即使面臨諸多困難，仍持續奮鬥完成書籍內容…。或許，自己在生活各種壓力下，也是一種療癒方式？
今日完成了《先楚史》目錄的數位化，三冊超過1700頁的內容，現在能夠透過「引得市」在這裡快速的瀏覽。資料庫上的選單有「章」和「節次」二種，請擇一即可，如果同時選擇二種，則會出現找不到頁面的情形，這很容易理解，在二種條件篩選下，可能選到不符合條件的，所以就會跳出沒有內容。
使用者要輸入關鍵字查詢也可以，預設值是查詢「節次」，例如輸入：「楚帛書」，則資料庫就會列出「節次」欄位中符合的部分。如果你對這份文獻還不熟，建議先用「章」的選單來跳頁，一段時間後，可再用「節次」選單來跳頁。
如果你也是從事研究相關的朋友，身旁一定有這樣的老師或同道，日夜辛苦為研究工作，忽略了照顧身體或陪伴家人。請他們稍微喘口氣，停一下，問問有沒有新的工具可以使用？看看現在或未來可能發展的新工具有哪些？是不是能夠讓研究更有效率。
期待讓大家知道「做研究」可以不用那麼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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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進入引得市，上方選單「工具書▼」→「論文著作►」→「章句目錄►」→「出土文物與古文字►」→「先楚史」
「《先楚史》目錄索引」網址：https://www.mebag.com/index/xianchushi/list.asp
【《先楚史》前言 醞釀與追求】
本書只涉及中國新石器時代至春秋早期楚武王熊通建立楚國之前的楚國歷史，故名《先楚史》。若天從人願，今後將陸續推出《楚春秋史》《楚戰國史》。
自1980年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擔任《江漢論壇》歷史編輯時起，我就與楚文化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正逢“科學的春天”，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尚在草創時期，大樓尚未蓋起，研究人員分散在招待所等各個地方，各種困難可想而知。《江漢論壇》作為湖北省的最高學術刊物，擁有一批經驗豐富、學識廣博的老編輯，他們站在學術前沿，在審稿、發稿的過程中引領學術的新動向。通過他們的努力，《江漢論壇》在哲學、經濟、歷史、文學諸領域在全國保持學術的領先地位。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由歷史組負貴人何浩先生在全國率先樹起楚文化研究大旗，推出了“楚文化研究”專欄，使《江漢論壇》成為全國楚文化研究的權威刊物。我有幸成為何浩先生的助手，承擔這個專欄的初審職責，通過審閱大量的楚文化研究來稿，逐步進入楚史研究的學術殿堂。
1980年研究氛圍最濃。武漢市高校雲集，研究機構眾多，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學院、中南民族學院、武漢師範學院、湖北省考古所、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等，一批學者鍾情於楚文化，人才濟濟，意氣風發。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考古所，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研究機構和高校，紛紛投入力量研究楚國歷史。由楚國主要疆域所及，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四省的學者聯合成立四省楚文化學會，全國的楚文化研究蔚為風氣，學術成果層出不窮。這些成果，大都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物》《考古》《考古學報》《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和各高校學報、各省市社會科學院的院刊上面，總數逾萬篇，洋洋大觀。不少論文還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其中四省楚文化學會每兩年輪流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精選參會優秀論文，編成前後10冊《楚文化研究論集》，以及近年湖北本書只涉及中國新石器時代至春秋早期楚武王熊通建立楚國之前的楚國歷史，故名《先楚史》。若天從人願，今後將陸續推出《楚春秋史》《楚戰國史》。
自1980年考入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擔任《江漢論壇》歷史編輯時起，我就與楚文化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正逢“科學的春天”，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尚在草創時期，大樓尚未蓋起，研究人員分散在招待所等各個地方，各種困難可想而知。《江漢論壇》作為湖北省的最高學術刊物，擁有一批經驗豐富、學識廣博的老編輯，他們站在學術前沿，在審稿、發稿的過程中引領學術的新動向。通過他們的努力，《江漢論壇》在哲學、經濟、歷史、文學諸領域在全國保持學術的領先地位。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由歷史組負貴人何浩先生在全國率先樹起楚文化研究大旗，推出了“楚文化研究”專欄，使《江漢論壇》成為全國楚文化研究的權威刊物。我有幸成為何浩先生的助手，承擔這個專欄的初審職責，通過審閱大量的楚文化研究來稿，逐步進入楚史研究的學術殿堂。
1980年研究氛圍最濃。武漢市高校雲集，研究機構眾多，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學院、中南民族學院、武漢師範學院、湖北省考古所、湖北省博物館、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等，一批學者鍾情於楚文化，人才濟濟，意氣風發。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考古所，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研究機構和高校，紛紛投入力量研究楚國歷史。由楚國主要疆域所及，湖北、河南、湖南、安徽四省的學者聯合成立四省楚文化學會，全國的楚文化研究蔚為風氣，學術成果層出不窮。這些成果，大都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物》《考古》《考古學報》《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和各高校學報、各省市社會科學院的院刊上面，總數逾萬篇，洋洋大觀。不少論文還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其中四省楚文化學會每兩年輪流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精選參會優秀論文，編成前後10冊《楚文化研究論集》，以及近年湖北—室論楚意何欣？楚學史上里程碑，盛會融通異國心。”這些外國學者執著於研究楚文化，數十年如一日，發表了許多頗有分量的文章，令人崇敬。1995年夏，張正明先生和我共同發起，在武漢東湖楚城舉辦了“首屆長江文化暨楚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國內外不少學者光臨本會，使這種國際學術討論的氛圍得以延續。在《包山楚簡》《郭店楚簡》出土後，武漢大學數次發起組織“楚國簡帛國際學術研討會”，眾多學者濟濟一堂，暢所欲言，充分交流，獲得很大成功。
本人自不量力，萌發撰寫楚國通史的念頭，始於1984年獲得《歷史研究》首屆優秀論文獎之後。1983年，在《江漢論壇》編輯工作之餘，我撰寫了一篇《春秋時期楚國的平民階層》長文，投稿《歷史研究》，被刊載於當年第6期，次年《歷史研究》將50年代創刊以來所有文章大規模組織學者評獎，共有研究不同時期的12篇文章獲獎，我僥倖名列其中。1984年5月我赴京領獎之時，既有掌聲，更多的卻是鼓勵我一鼓作氣，寫出更有分量的楚國歷史研究專著。這些鼓勵，激發了我的雄心，回漢後，考慮到自己學術根基尚淺，仿林建鳴先生剛問世的《秦史稿》，暫命名《楚史稿》，很快列出寫作提綱，不知輕重，準備大幹一番。誰知由於我當時只有初中文憑，在《江漢論壇》編輯之餘寫作《楚史稿》受到諸多掣肘，幾乎寸步難行，由於年齡已過34歲，硬著頭皮“一步登天”報考博士研究生，從零開始自學英語，好在文獻專業外語要求不高，總算過了分數線，1984年，我這“老三屆”知識青年考上了華中師範學院歷史文獻所的博士研究生，暫時離開《江漢論壇》，全身心投入博士生的學習。在導師張舜徽先生的支持下，我將博士論文定名為《楚史稿——楚國農業社會經濟分冊》，實際上就是按《楚史稿》的既定提綱，借寫作博士論文之機，先完成楚國奠基性質的經濟和社會部分。三年寒窗生涯，拋妻別子，闖過重重難關，約30萬字的博士論文如期完成，順利通過博士論文答辯，獲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我又回到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免除了繼續寫作《楚史稿》的後顧之憂。
獲得博士學位後，視野開闊，思維活躍，本欲進一步撰寫《楚史稿》其他篇章，卻苦於缺乏關鍵史料，深感條件尚不具備，同時受導師張舜徽先生“經世致用”教誨的影響，遂決定暫時將《楚史稿》的寫作放一下，趁年輕為國家幹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同時積累資料，伺機而動。適逢中共武漢市委組織部積極引進“高層次人才”，1988年底我由湖北省社會科學院調到武漢市委研究室工作。工作崗位的變化未能改變自己對楚文化的熱愛，到武漢市工作不久，便遇到東湖磨山5平方公里景區建設，急需確定文化內涵。市委老書記王傑見我是研究楚文化的博士，對我非常信任。我建議在東湖磨山建設“楚城”，獲得高度讚賞，並指定由我起草“楚城”全部景點的建設規劃。由此我得以將自己對楚國歷史的熱愛傾注在“楚城”的規劃建設上，追求“千秋偉業，唯我獨有”，“讓參觀楚城的人成為半個楚史專家”，每個景點都做到於史有據。我把楚城視作全面展示楚國歷史的“立體文章”，冀望以之弘揚楚文化。1995年夏，在東湖風景區管理局的支持下，我和張正明先生聯合發起“首屆長江文化暨楚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請中外學者參觀楚城，從學術角度討論研究楚城，得到高度評價。此後我按照市領導的要求，擔任執行主編，組織出版以普及楚文化知識為內容的20本《楚文化知識叢書》，其中一本《再現楚國》，為本人撰寫的對楚城的介紹。如今，二十多年過去，武漢東湖楚城以其濃郁的楚風楚韻吸引了無數的中外遊客，成為城市文化和武漢市旅遊的一張靚麗名片。可以說，建設楚城是我對完成《楚史稿》心願的一個補償。此後我被調任武漢市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領導成員，分管全市科技和文化工作。繁忙的工作之餘，我一直密切關注並積極參加楚文化研究的各種學術活動，提交學術討論會論文，每逢進京辦事，必去琉璃廠、沙灘、王府井、西單等處書店，不吝金錢，大量購買全國各地直接或間接涉及楚文化研究的書籍資料，稍有閒暇，手不釋卷，暗中積蓄力量，準備有朝一日條件具備時，實現撰寫《楚史稿》的心願。
真正將撰寫《楚史稿》提上議事日程，則源於中華書局的推動。2004年夏，我參加華中師範大學楚學所召開的楚文化研究學術討論會，會上，除全國各地到會的著名學者外，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華書局等出版社的代表。會議期間，中華書局編審陳虎先生與我交談，說中華書局領導要求他尋找知名學者，約稿《楚國通史》。鑒於我獲得過《歷史研究》優秀論文獎，是中國較早研究楚國歷史的博士，雖然擔任政府官員，沒有時間自行撰寫，但可以向武漢市政府申請經費，領銜主編多卷本《楚國通史》，組織全國學者，將國內外研究楚國歷史的成果“集大成”，達到資料性、學術性、權威性三位一體，在中華書局出版。他還勸我不再拘泥於《楚史稿》的舊書名，直接向要求更高的《楚國通史》進軍。當時我有些猶豫，一旁的張正明先生極力鼓動，說中華書局選中我主編《楚國通史》，再合適不過了，這是體現湖北省成為全國楚文化研究中心的極好機會，竭力勸我揭榜。我私下問陳虎先生，張正明先生己經組織全國著名楚史學者主編了18冊的《楚學文庫》，獲得廣泛的好評，還有必要再出《楚國通史》嗎？陳虎先生沉吟片刻，很嚴肅地告訴我，中華書局領導都是學術眼光很高的大學者，他們一致認為《楚學文庫》是知名楚文化學者既有成果的匯編，沒有一個統領全局的、科學的提綱貫穿始終，不是嚴格意義的通史類著作。現在，楚文化和楚國歷史研究遍地開花，成果分散，迫切需要集大成的《楚國通史》總攬其成，這是對中華民族功德無量的一件大事。陳虎先生一席話，使我茅塞頓開，遂與中華書局簽訂了合同。繁重的公務之餘，在陳虎先生的指導下，組建寫作班子，由我任主編，邀請著名楚史學者郭德維、羅運環、劉玉堂、邵學海四位先生擔綱副主編，得到積極響應。《楚國通史》寫作大綱由我起草，數次召開主編會議進行討論，我根據大家和陳虎先生的意見反覆修改完善，一直改到第8稿，才基本滿意。計劃分為7卷300萬字，但到分領寫作任務之時，四位副主編中，兩位突患重病喪失寫作能力，兩位因本職研究任務壓身，無法分心，我本人也因公務繁忙，無暇動筆，數年過去，《楚國通史》的撰寫止步不前，項目遂告擱淺，此前與中華書局簽訂的合同亦因逾期而失效。
進入2010年，我滿60歲，從武漢市發改委巡視員崗位上退休，可以安享晚年了。此前，我己經被聘為武漢市文史館館員，在原市委書記、市顧問委員會王傑主任和文史館吳勝家館長的鼓勵支持下，我不再企圖當省心省力的“主編”，仰賴申請龐大經費，組織眾多人員完成《楚國通史》。我深知，通史類著作不同於辭典類書籍，不適宜“拼盤”。由“主編”而成的通史專著，長處是來得快，大兵團作戰，一兩年便見成果，短處在質量難保證，各作者觀點不一，視角各異，匯成一書，風格難以統一，中間觀點打架，前後矛盾，在所難免。過去我執行主編20本共200萬字的《楚文化知識叢書》，對此有深切感受，故下定決心，以一己之力，整理資料，修訂提綱，開始寫作。可能是操之過急，日夜兼程，熬夜較多，天降橫禍，春節後的一個夜晚，突然說話含混，語不成句，最要命的是右手僵硬，不能握筆。經連夜急救脫險，拍片發現是腦卒中，亦稱腦梗，俗稱“中風”。我的父母，均因腦梗導致腦血栓去世，可能是遺傳。主治醫生對家屬宣布我是因中風致殘，難以恢復，從此加入殘疾人的行列，為我可惜。躺在病床上，我思緒萬千。心中醞釀多年的《楚國通史》，至今才剛剛起步，猶如萬箭穿心，退休後有了最寶貴的時間，卻被釘在病床，如果再不抓緊人生最後一個的黃金十年（60至70歲），拼死一搏，歲月易逝，萬事蹉跎，實不甘心。這時，有兩位人物在腦海里盤旋。一位是演武松的名演員蓋叫天，在舞台上演出從獅子樓上跳下殺西門慶一幕，為避免腳落在演西門慶的演員身上，將腳一閃，頓時骨折，保持英雄亮相堅持到閉幕。事後尋醫接骨，不料遇到庸醫，將骨接反，發現時木己成舟，雖能行走，卻不能再出演武松從獅子樓跳下殺西門慶一幕戲了。舞台是蓋叫天的生命，為了重上舞台，他奮力將傷腿擊斷，重新接骨，終於恢復了昔日舞台“活武松”的形象。另一位是前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戰爭年代全身致殘，雙目失明，擁瘓在病床，卻以驚人的毅力，寫出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激勵一代又一代人“不虛度年華”，成為棟梁之才。我想，自己比起這兩位要好得多，如果就此沉淪，多年來孜孜以求的《楚國通史》無疾而終，無異枉度人生！想到這裡，心一橫，拿定主意，向蓋叫天學習，以最大的毅力，讓右手和語言恢復正常機能。打聽到最有效手段是針灸，忙聯繫針灸醫生。不想醫生有畏難情緒，說在舌根、咽部下針危險性大，沒有把握，在手部下針，再通電流，時間短了沒有效果，時間長了會非常疼痛，難以忍受。我聲言自己不怕疼，出了危險由我負責，鼓勵醫生大膽用針，並囑電針通電時電流調至最大，按通常的治療時間加倍。醫生被我的精神感動，精心安排治療方案，治療中，對我超強忍受疼痛的能力大為驚異，逐步加大強度。原定一個半月的療程，延長到三個月，終於出現奇跡，說話功能全部恢復，可以上講台作學術報告，只是語速較前稍慢，右手的功能恢復得更好，由能夠捏筷，到能夠握筆寫字，一直到能夠用毛筆寫出以前拿手的繩頭小楷，簡直隨心所欲，與病前無異。此事在醫院引起轟動。主治醫生不信，試著同我握手，我右手發力，手似鐵鉗，疼得他叫起來，這才相信。
邁過“中風”這道坎，《楚國通史》再次啟航，心中的喜悅無以言表。然而，首當其衝必須弄清楚文化的源頭，遍翻諸書，卻相當茫然。我知道，中國學術界尋找楚文化源頭的領軍人物是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我在盛夏時節曾在盤龍城與他一起研究分析江灘龍窯，頂著烈日協助他拍攝各種陶器。多年來，俞偉超先生一直站在全國考古的前沿，應用考古地層學和蘇秉琦先生的考古區系類型學理論，以及李伯謙先生和他提倡的考古“文化因素分析法”，(註1)對整個長江中游地區和淮河中、上游地區的先秦考古學文化進行仔細研究，提出了探尋楚源的多源頭思路。他在1994年提出：“在追索楚文化淵源過程中不斷遇到的文化中斷、空白和突變現象，終於使我慢慢領會到西周以後存在於長江中游的楚文化，大約是有多種文化因某些歷史的因緣或機遇而在一段不很長的時間內綜合而成的。如果僅做單一連續線的觀察，有可能將永遠找不到楚文化的源頭。假如從這種思路出發來考慮，則最初的楚文化，便可能包括本地的土著文化……早周文化……等文化的因素。由於……包括了具有石家河文化……傳統的土著文化以及商文化、三峽青銅文化和南方的幾何印紋陶文化等多種文化因素，楚文化的源頭實際是更加複雜的。具有如此眾多源頭的楚文化……堪稱為是一種新出現的文化。”(註2)這段話給了我莫大的啟示。我開始留意楚文化與石家河文化、商文化、土著文化的關係，收集各種資料，竭力理清楚源頭緒。
一天，驚喜襲來，報紙刊登清華大學收藏的戰國楚竹簡，有一篇《楚居》，詳細記載歷代楚族首領遷徙行程，是彌足珍貴的楚國新史料。我急不可待地關注報刊上的每一篇報道，對陸續刊出研究《楚居》的文章仔細研讀。2010年李學勤先生主持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由上海文藝出版集團中西書局出版，上有《楚居》的完整釋文，急忙購得，反覆揣摩，突然領悟出涉及楚國早期歷史的一個重大學術問題：在夏商周時期，楚國的先民應該有兩部分，一部分是羋姓之族，由中原輾轉南下到江漢流域；一部分是廣泛分布於江漢流域及長江下游的土著“荊蠻”，直到兩周之交，兩大部落集團逐步融合，在楚武王熊通稱王時方形成楚國。賴有《楚居》，羋族南下的歷史軌跡清晰可見，直到西週末期，仍侷促於漢水中游一隅，未有大的發展，這可基本解決先楚史中的一半問題；先楚史中的另一半“荊蠻”，應是南方抵禦商代武丁、周代昭王進攻的主角，卻因史籍缺載，幾乎一片空白，可嘆眾多研究者張冠李戴，誤以羋族抵禦武丁和周昭王，誤判至今。由此，我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荊蠻”身上，特別注意以金文、甲骨文、出土文物、古遺址來彌補文獻記載的不足，陸續發現荊蠻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先後以湖北盤龍城、江西吳城、湖南寧鄉炭河裡、湖北黃陂魯台山為大本營，繁衍生息，遺留有大量文物和遺址，時間首尾相連，遺存蔚為壯觀，直接為後世的楚國所繼承。由此順理成章得出結論，楚國應是羋族和荊蠻兩大部族集團在兩周之交融合或合併的產物。這樣一來，楚國在西周以前的早期歷史豁然開朗，又是一個新的大千世界。
靈感如電石火花一般，讓人激動不已。按照這種新思路，我將以前反覆擬就的《楚國通史》第一卷“新石器時代至西周”帶教科書式正面介紹的寫作提綱，全部推倒重來。新擬提綱的要點：第一，在新石器時代以石家河文化為中心的江漢流域的稻作農業因氣溫變化北上到黃河中游以南的河洛地區，發展形成長江黃河聯合城邦，追溯羋族遠祖與荊蠻前身三苗的共同源頭。第二，按照清華簡《楚居》所記，最大限度利用歷史地理文獻、金文和出土文物，考證歷代羋族首領在商代末期從中原南下溯伊河越伏牛山到達淅河、丹江，西周時沿丹江、漢水輾轉遷徙的準確路線和地點，要求每地必須有相應年代的考古遺址相佐證，否則不予認可，避免純以分析、推論而武斷結論。第三，重點圍繞商周諸王對待羋族、對待荊蠻兩者截然不同、錯綜複雜的關係，羋族與荊蠻不同時期的聯繫與交往，最終走向融合的過程，分別詳加論證。尤其是要將兩大部族集團走向融合的原因、經過、方式論證清楚。這部分難度極大，必須披荊斬棘，獨闢蹊徑。第四，為了使讀者清楚商周時期羋族、荊蠻周邊環境，為春秋戰國時期楚國大量滅掉周邊諸國作鋪墊，不得不以較大的篇幅，對應楚國極盛時期的版圖，對江漢流域、淮河流域、長江中下游流域以及山東商周時期眾多蠻夷部族、方國、諸侯國逐一梳理，正本清源，擇其要點，認真考證，特別是周王朝分封了眾多不同姓氏的諸侯國，人為導致了大量的人口遷移，除了“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外，更重要的目的是借分封來強占荊蠻及各地土著部族的地盤。由此導致荊蠻的反抗，導致荊蠻與羋族的融合。
每天披星戴月，數載暑去寒來。道不盡寫作時艱難辛苦，說不完學術上左衝右突，常常是山重水覆疑無路，執著中柳暗花明又一村。《先楚史》嚴格按新提綱寫作，原計劃40萬字，由於不斷發現新史料，充實新內容，不經意間，居然完成逾100萬字，這是始料未及的。
在寫作《先楚史》過程中，我反覆思索，注意處理好幾個問題：
一是以楚國歷史研究為主，以楚文物研究、考古研究為輔。夏鼐先生曾經強調：“楚文化既屬於歷史時期，則一定要結合歷史文獻，將考古遺跡和遺物，與文獻上的‘楚’聯繫起來。”這就是說，在判定某一考古學文化究竟是否楚文化時，關鍵在於能否“證明它是文獻上的楚文化”。(註3)對楚國歷史的研究，屬歷史學範疇，講究從夏商周到春秋戰國歷史發展的脈絡。楚國從哪裡來，有幾個發展階段，歷代楚王的更迭，疆域的變化，人物的活動，與王朝及周邊國家的關係等，對於諸如此類的問題，必須以研究文獻為主，以文物考古為輔。對楚文物的研究，屬考古學範疇，講究對出土文物或古遺址的考證，判斷文物或古遺址的年代，弄清其來歷，佐證楚國歷史的某一面，某一點，必須以考古為主，以研究文獻為輔。因此，對楚國歷史的研究與楚文物的研究應該是各有側重的。研究楚國歷史講究通觀全局，來龍去脈，研究具有宏觀性。研究楚文物，提倡一孔之見，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允許研究成果的碎片化，研究具有微觀性。由於秦始皇“焚書坑儒”，大量涉楚文獻被毀，新中國成立以來地下出土先秦時期的墓葬一半以上出自楚墓，從事楚國文物研究的考古工作者大顯身手，辛勤發掘之餘，旁徵博引，吹沙見金，不吝發表，碩果累累，致數十年來，楚國文物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棟，為楚國歷史的全面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喜可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研究，微觀有餘，宏觀不足，注重打“井”，忽視“地質圖”，泛論楚文物者眾，條理楚歷史者寡，拘泥碎片抱一得之見，難得登高作全局通覽。有感於此，本書欲力避研究的碎片化，盡力做到宏觀的史學研究為主、微觀的文物考古研究為輔，無關於歷史的考古成果略寫，以縱為主，詳縱略橫。
二是在堅守通史體例的前提下追求“集大成”功能。既為《楚國通史》探路，就必須求“通”，追求楚國的史跡貫通，中間不能有缺環。缺環不補，通史不通，若己有論及，兼收並采，他人未論，不惜披荊斬棘，將缺環補上。通史體例應該統帥“集大成”功能。形象地說，通史是強調自成體系，打通碎片之間的聯繫，將珍珠以線穿成項鏈。“集大成”則是將珍珠裝進漂亮的盒中。一串項鏈與一盒珍珠的區別，就是通史與集大成的不同之處。故本書以追求“通史”特色為第一要務，而視“集大成”功能為第二位。
我很欣賞宋鎮豪先生的話：“研究夏商社會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歷史流程中的社會生活運作系列，但不是單單去羅列和匯編一長串資料，或僅僅靜止地累積一些龐雜的過時知識，而應致力於啟動現代思維認識的睿智，會通多學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統工程的經緯意識，考察夏商社會生活的內核外延，歸納其嬗變之跡，探求其演化之途，總結其外在特徵和內在規律，再構學術建設的社會價值與歷史的教育功能。歷史的教育功能不在於過譽歷史，濃妝重抹歷史的‘燦爛’之章，以滿足於得到盲目驕傲和廉價的頌歌，沉迷於對昔日的留情，有意無意擔上精神的積垢和歷史的包袱，而要調整情緒，以現代意識洞悉歷史的底蘊，提高歷史的縱深感，以造成新一代的人格。毫無疑問，回頭了解早消失的夏商社會，是在用深沉的歷史感知和當代認識尺度，冷靜審察中國社會己翻過的舊章，以放眼中國的將來，不致誤入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註4)
三是匯集成果與自創新論相結合。研究楚國歷史，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必須最大限度利用己有研究成果，站在巨人肩上摘取高聳入雲的皇冠。這必然涉及大量引用他人成果，在他人成果的基礎上再下功夫。我讀有些史學著作，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竟然罕見引用一篇此前己發表且有廣泛影響的有關論文和著作，不知是其不屑一顧，還是未做收集資料的功夫，壓根未讀，自言自語，孤芳自賞。此等文風，實不可取。故作《先楚史》，須匯集和尊重已有成果，論不必盡為己出，當引用者盡量引用，注意交代出處，絕不掠人之美。另外，一部成功的著作，最可貴的是能夠在己有成果上自創新論，想人之所未想，發人之所未發。通史體例不能迴避難點，聽任空白，故自創新論，必須迎難而上，力填空白。我把楚國歷史分為先楚、春秋、戰國三個大的階段，先楚史的關鍵在系統理清荊蠻，偏偏荊蠻史料最少，懸案最多，故先楚史難度最大。而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歷史貫穿於“晉楚爭霸”“吳楚爭戰”“南平百越”“秦楚爭雄”之中，仿佛處於“車輪戰”的中心，始終為先秦史的主角，耐人尋味。然而對楚國戰爭史的系統研究向來薄弱，歷代楚王的疆域因戰爭結果發生的改變幾乎無人問津，需作相當艱苦的研究。自創新論之難，還在於要有顛覆成說的勇氣。例如，著名的出土文物“虎座鳥架鼓”，學術界一致認為鳥代表楚族，虎代表巴族，虎座鳥架鼓中鳥在上虎在下象徵楚國戰勝巴族。但本人獨立思考的結論是鳥代表羋族，虎代表荊蠻，眾多楚墓出土的大量虎座鳥架鼓是紀念羋族與荊蠻的融合，與巴族無關。自創新論填補空白易被接受，顛覆成說則易被誤解，要想達到史家的一致認可，很難，卻不能畏難而不為。
四是追求史德、史識和學術質量。追求史德方面：著書不為稻粱謀，研究只因愛中華。不剽竊，不附和，不拘泥，不虛榮，不取巧，下苦功。攀登學術高峰，沒有捷徑可走，張昌平先生十分痛心地提到一種現象：“猜測‘曾國之謎’者眾，研究曾國青銅器者寡。”(註5)不下苦功，熱衷於做表面文章，不是學術正道。追求史識方面：力戒堆砌文字，平鋪直敘，玩弄辭藻，華而不實，忽視依據，擅下斷語，而求高屋建瓴，體例科學，詳略得當，邏輯嚴明，夾敘夾議，言之有物。填補空白，自創新說，論證翔實，以理服人。歡迎不同意見討論，誠心向真理低頭。杜絕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研究沒有終點，學術沒有止境。追求學術質量方面：我很欣賞何光岳先生《商源流史》前言：“不拘陳詞，不摒舊說，不斥異端，不獵怪奇，不立門派，不顧蜚語。”佩服宋鎮豪先生在其主編的皇皇巨制《商代史》前言中，毫不掩飾地提出《商代史》全書力求“前沿性、突破性、前瞻性、後續性、系統性、多學科性、集大成性”，這也正是我對《楚國通史》的追求。導師張舜徽先生平時對我再三告誡：“求乎其上，取乎其中”，堅持高標準，才有高質量。我對本書學術質量的追求是——通史貫通楚學，集成已有成果；文獻引領考古，勉力補闕續貂；宏觀微觀並舉，把握縱向歷史；學術兼顧普及，攀登史學高峰。
本書撰寫接近尾聲之際，讀到2015年12月18日《光明日報》第4版的文章：《面對學術，唯懷赤子之心——記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科終身成就獎獲得者》，獲獎者之一是我最為崇敬的李學勤先生。本書許多觀點的形成，直接受益於李先生對楚國歷史研究的開拓之功。1982年在《江漢論壇》擔任歷史編輯之後，我便與李先生相識，亦曾拜訪李先生懇求賜稿，得以當面向李先生請教楚國史研究涉及的許許多多學術問題，平時經常在學術場合見面，對李先生的道德文章，高山仰止。數年前武漢市政府舉辦盤龍城學術研討會，有幸請來李學勤先生，我們久別重逢，有說不完的話。《光明日報》此文介紹李先生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主持整理“馬王堆帛書”“清華簡”，己出版專著40余部，發表學術論文1000多篇。面對國家終身成就獎的巨大榮譽，李先生卻說：“我只是一個普通學生，有幸得到很多前輩學者的愛護和幫助，可惜我現在仍然不能說，我的學識算是一個好學生，這是我引以為憾的。”李學勤先生著作等身，享譽國內外，我輩難以望其項背，卻如此謙虛，實在令人佩服。
筆者不敢奢望本書能為浩瀚的楚國歷史研究起到多大作用，如果讀者認為本書開卷有益，有保存和參考價值，就感到莫大的欣慰了。
為行文簡潔，減少重複文字，一是正文中學者姓名之後一律免稱“先生”，有失敬之處，尚希鑒諒。二是正文中引用某學者觀點，凡稱“指出”，系指筆者贊同、接受、認可、首肯，不再另加評價之語。
(註1)俞偉超《楚文化的研究與文化因素的分析》，《楚文化研究論集》第1集，荊楚書社1987年版。
(註2)俞偉超《考古學理論的進步與楚文化研究的歷史前景》，《楚文化研究論集》第4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註3)夏鼐《楚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江漢考古》1982年第1期。
(註4)宋鎮豪《殷商紀時法補論——關於殷商日界》，《學術月刊》2001年第12期。
(註5)張昌平《曾國青銅器研究》，第14頁，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先楚史》後記】
書稿完成之日，我更加懷念引導我走上研究楚國歷史之路的何浩、石泉、張正明先生，懷念支持、鼓勵我繼續進行楚國史研究的張舜徽先生，懷念指導我將楚國史與商史聯繫進行研究的胡厚宣先生，懷念全力支持、鞭策我完成《先楚史》寫作的武漢市老領導王傑書記。
自我1980年踏進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的大門，在《江漢論壇》雜志社擔任歷史編輯時起，我便得以利用編輯“楚文化研究”專欄的方便條件，在組長何浩老師的具體指導下爬進楚文化研究的門檻。何浩老師以殘疾之身，以頑強的鬥志身先士卒帶領我向楚國歷史發起衝擊，著作等身，言傳身教，耳提面命，指點迷津，使我由楚史研究的門外漢逐步登堂入室，領略楚文化的博大精深。
武漢大學教授石泉先生，在我國歷史地理和楚國歷史研究領域享有崇高威望，我們由普通的作者與編輯的關係，逐步發展成為編外師生關係。石泉先生嚴謹的學風令人景仰，縝密的考證令人嘆為觀止，他的研究成果，超越時空，我在寫作本書時，總是驚異他的先見之明，總能藉助他的論點進行新的論證，受益無窮。
張正明先生是我國楚史研究的領軍人物，他的論著，文采飛揚，心生羡慕卻不可企及。每次聽到他抑揚頓挫、繪聲繪色地講述楚國歷史，都是莫大的享受。他認真審查本書的寫作提綱，指出若干不妥之處，使我寫作本書少走了許多彎路。先生對我企圖偷懶當省事的“主編”而不是親自動筆撰寫，直言不諱地告誡。他親自主編過《楚文化志》《楚學文庫》，獨力撰寫《楚史》《楚文化史》諸書，深知完成《楚國通史》的意義和難度，在武漢市委宣傳部為《楚國通史》舉行的聽證會上，他意味深長地說出八個字：“樂觀其成，竊以為憂。”起初他極力慫恿我主編《楚國通史》，後來希望我放棄主編，親歷親為，將我逼到獨力撰寫的絕境，今日完稿，實乃絕境逢生。在他逝世的前幾天，臨住院開刀之前在家中接待我和日本學者平勢隆郎時，還與我認真討論《楚國通史》的提綱。每思及此，感慨萬千。
我原本只有初中文憑，“文革”中學業被迫中斷，成為知識青年，招工回城成為汽車修理工人，通過自學之路成為企業幹部、破格獲得報考華中師範大學博士研宄生資格，全賴恩師張舜徽先生的成全。恩師鼓勵我以《楚史稿——楚國農業及社會分冊》作為博士論文選題，在論文撰寫過程中悉心指導，為後來撰寫本書奠定了厚實的基礎。恩師不僅讓我有了“博士”的頭銜，更在我畢業時激勵我“報效祖國”，年輕時力爭“經世致用”建設祖國，六十歲之後全力向史學高峰挺進。寫作本書之時，深知難度太大，唯恐自己沒有坐冷板凳的硬功夫，半途而廢，特意將先生為我親筆書寫的條幅“每日之學澳而不捨”放大，制匾懸於案頭。沒有先生的激勵，哪來今日的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胡厚宣先生曾經專程來漢主持我的博士論文答辯。他在高度評價之餘，提醒我要注意商文化與楚文化的關係。在陪他考察位於武漢北郊的盤龍城遺址時，他對我說盤龍城有“王氣”，可能是商代的王都或陪都，給人以莫大的啟示。他對我所做的盤龍城遺址的研究和建設工作，多年來高度關注，不吝溢美之詞。我在本書中論及盤龍城與楚國的前身之一荊蠻的關係，很多得益於胡厚宣先生的教誨與提示。
老領導王傑，曾經擔任武漢市市委書記、市顧問委員會主任，退休後以武漢市文化景點建設為己任，有著濃郁、執著的“楚文化”情結，我博士研宄生畢業後到武漢市委工作，即被他“物色”，參與策劃、建設東湖磨山“楚城”，建成後又倡議成立武漢楚文化學會，擔任會長，籌集經費，不遺餘力宣傳楚文化和楚城。他高度重視楚文化研宄工作，力促編寫《楚文化知識叢書》，親任主編，指定我任執行主編。完成後，繼而“命令”我不惜一切代價再向《楚國通史》進軍，作為武漢楚文化學會的第一要務。每年學會開年會，要求《工作報告》中第一項是報告《楚國通史》的寫作進度。老人家在不同場合說，沒有看到《楚國通史》，死不瞑目。然而直到2014年底他90歲遺憾去世，仍未見到。其情殷殷，感人至深。
在本書完稿之時，陡然想到上述數位先生先後辭世，不能親耳聽到我的匯報、親自翻閱本書，發表評論，或獎掖，或批評，不禁悲從中來！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總是得到老一輩史學家章開沅、皮明庥、馮天瑜先生的支持和鼓勵。
章開沅先生1984年與我同獲《歷史研究》首屆優秀論文獎，一起赴京領獎，此間我們形影不離，無話不談。當時他擔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我央求他幫忙我破格報考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研究生，他滿口答應，此後與導師張舜徽先生一起努力，終於使我如願以償。在校期間，有幸經常聽到他激情洋溢的精彩演講，領略他那富有魅力的幽默話語、學貫中西的淵博學識。畢業後我們聯繫密切，他在紀念導師張舜徽先生的文章中，對我大加褒獎。平時對我撰寫《楚國通史》，尤為關心，其間，應出版社要求，專門就本書寫出評語，高度評價，使本書得以問世。
皮明庥先生是我研究楚國史的見證人。上世紀80年代他為湖北大學教授時，為《歷史研究》優秀論文獎的評獎人之一，我獲獎後，他向我詳細講述了《歷史研究》的評獎經過及他對我獲獎文章《春秋時期楚國的平民階層》的評價，囑我在楚國史研究上不要停步，終身奮鬥。在市委宣傳部為《楚國通史》舉行的聽證會上，他慷慨陳詞，堅信我能夠以頑強的毅力完成《楚國通史》，給我以莫大的鼓勵。他將主編和撰寫《武漢通史》的經驗教訓毫無保留地告訴我，提醒我若乾注意事項，使我受益良多。
馮天瑜先生與我相識於上世紀70年代“評法批懦”之時，“文革”中讀到他的著作，遂成為他的崇拜者。我在《江漢論壇》擔任歷史編輯之後，往來更為密切。他雖主攻明清史和辛亥革命歷史，對楚國歷史亦有很深入的研究，我的博士論文《楚國農業及社會研究》正式出版，蒙他作序，大為增色。我在漢陽江灘策劃、建設的文化景點“大禹神話園”，就是依據他的《上古神話縱橫談》。他作為武漢大學的資深教授，與我同為武漢文史館館員，他讚賞我以一人之力撰寫《楚國通史》，叮囑要循序漸進，不能畢其功於一役，等全書數百萬字寫完再出版，而應寫出一本即出一本，早日與讀者見面。本書暫命名《先楚史》，就是遵照他的提醒而單獨提前出版的。
《楚國通史》原擬由我擔任主編，郭德維、劉玉堂、羅運環、邵學海四位先生為副主編，由邵學海先生擔任執行副主編。我們五人多次在省社會科學院開會，討論提綱和分工組織撰寫事宜，四位先生傾力支持，全心投入。中華書局編審陳虎先生，數年來一如既往，關注並直接指導本書的撰寫。其中的情意，讓人感動。在一切按計劃進行之際，不想事出意外，郭德維先生重病住院，一度病危。劉玉堂先生擔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院務繁重，另主持多項省政府下達的文化工程，難以全身心投入。羅運環先生重病長期住院。邵學海先生突然全身癱瘓，無法寫作。四人先後均婉轉表示退出。不得已由我獨自撰寫。在按原定提綱寫到第一個楚王——楚武王后，冠名《先楚史》先行推出。在《先楚史》完稿之際，特向上述四位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沒有他們當年付出的努力，對提綱的反覆把關，不可能有本書的出版。我還要特別感謝郭德維先生，在大病初愈之後，仍念念不忘《楚國通史》，不時探問，提供資料，精心指導。不顧八十餘歲的高齡，提前通讀本書，抱病為本書撰寫頗有學術價值的序言，獎掖之情，溢於言表，他期待本書能夠成為中國楚史研究的有分量之作，為中國先秦史研究作出貢獻，實在愧不敢當。
本書獲得武漢市政府的高度重視。時任武漢市市長李憲生，與我同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擔任市長期間，大張旗鼓地推動武漢市文化工程建設，被譽為“文化市長”。有感於他對《楚國通史》的關心和支持，我曾經在報送給他的寫作提綱上將他列為“顧問”，誰知他將自己的名字劃掉，對我說，“關心、支持《楚國通史》是我當市長的職責，我是市長，不是學者，沒有動筆寫作，何必欺世盜名？”李憲生市長的後任唐良智市長在得知我一直在全力撰寫《楚國通史》時，關切地詢問資金落實沒有，囑我寫時千萬不要漏掉襄陽。我知道他曾擔任過襄陽市委書記，有濃厚的襄陽情結，而襄陽又是周代孕育楚文化的寶地，當然滿口答應。原常務副市長袁善臘，為《楚國通史》提供各種支持，數年如一日，對我潛心寫作讚譽有加，關懷備至。市文史館館長吳勝家，對我撰寫《先楚史》關愛有加，提供一切方便條件。副館長張慶友和工作人員周季、葉榮，竭誠服務。
原湖北省委副書記、省政協主席王生鐵先生，過去在擔任荊州地區專員時大力支持荊州博物館的建設，到省委工作後，對推動湖北省的楚文化建設厥功甚偉，退休後組建湖北省荊楚學會，先後擔任會長、名譽會長，主編《楚文化概要》，是著名的“楚文化迷”。他過去對由我擔任執行主編的20本《楚文化知識叢書》高度評價，繼而對《楚國通史》高度關注。原省社聯主席、省荊楚學會秘書長陳昆滿，讓我在荊楚學會年會上專題匯報《通史》的寫作進度，使我備感壓力，又獲新的動力。
2009年秋，湖北省楚國歷史文化學會在保康縣召開學術討論會，鑒於老會長石泉先生、張正明先生先後去世，改選劉玉堂先生為會長，武漢大學陳偉先生、省博物館萬全文先生為副會長，沒有想到的是，在武漢市工作多年的我，竟然也被推舉為湖北省楚國歷史文化學會副會長。前不久，2016年3月22日，武漢楚文化學會召開年會，通過投票，選舉我為武漢楚文化學會會長。這些，完全是對我的厚愛和鞭策。
為幫助我撰寫《楚國通史》，武漢圖書館古籍部館員李茜，多年來，為我提供各種版本的館藏古籍，幫助求購新書，查找、複印各種論文資料，提供各種服務，使我受惠良多。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史所所長兼湖北省楚國歷史文化學會秘書長張碩，得知我需補齊鄂、豫、湘、皖四省楚文化學會歷次年會出版的《楚文化研究論集》，急忙復印。省博物館書記萬全文，陪我參觀該館書店，對所有我欲購之書悉數贈送，均讓人感動。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湖北省屈原學會會長蔡靖泉，秘書長顧久幸教授，武漢大學教授羅運環、徐少華、楊華教授，湖南省博物館原館長高至喜、研究員劉彬徽，河南大學教授李玉潔，《江漢論壇》原主任榮開明，編輯劉保昌、張衛東，武漢楚文化學會岳燕青、喻宗漢、魏強、董宏猷、張勝林、柯昌偉、胡國民，都對我撰寫《楚國通史》給予了關心和幫助。長江日報社記者蔣太旭深諳本書精髓，在2016年3月23日《長江日報》第2版刊登《即將出版的〈先楚史〉提出：楚國由羋族和荊蠻兩大部族融合建立》一文，提前讓社會預知本書內容。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依靠電腦寫作，卻不懂電腦。幸得位於武昌東湖開發區關山大道111號的東方數碼（武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徐陽、企業發展部總監夏天為我排憂解難，多次上門修復電腦，調整軟件，幫助我掌握在電腦上書寫甲骨文和軍事地圖的技巧，武漢東賽印務公司董事長周蔭漢、技術員辛茹幫助我掌握在電腦上繪製歷史地圖的技巧。這些，使得我寫作時如虎添翼。
俗話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2016年5月6日寫作至凌晨1點餘方睡，3點半，突然雙腿抽筋，雙手急劇顫抖，自我判斷是低血糖發作，並不在意。誰知下午竟開始持續高燒，急奔醫院急診，繼而住院治療。不承想住在醫院仍舊高燒不止，食慾全無，醫生手忙腳亂，仍找不出病因。我心中疑惑，要求就此全面檢查身體，萬萬沒有料到在胰腺尾部發現近5釐米腫瘤，良性惡性難以斷定，開刀取出勢在必行。等待開刀之際，想人生無常，恩師張正明先生就是一個不大的手術意外於術後十餘天辭世，此刻，我最放心不下的是這部用無數心血剛完成的逾百萬字《先楚史》，作最壞打算，抱病趕緊截稿，急送排版。5月25日下午兩點進手術室，至晚十點結束，醒來得知系腎臟腺下良性囊腫瘤，與癌症無涉，亦與胰腺無關，禁不住仰天長嘆，慶幸逃過一劫。術後恢復期間，傳來好消息，《楚國通史》被列入國家“十三五”出版規劃，繼而獲得國家出版基金。出版社在祝賀時希望我“提速”，再接再厲，早日完成《先楚史》後續之《楚春秋史》、《楚戰國史》，不知不覺，攀登學術新高峰的豪情又悄然涌上心頭。
本書得以出版，歸功於武漢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本書原與中華書局簽約，原定集體撰稿限期完成，因逾期未能履行。武漢出版社鄒德清副總編得知，鍥而不捨，長期跟蹤，盯住《楚國通史》的階段性成果，不惜成本，接手本書，親自為本書定名《先楚史》，學術眼光，令人欽佩。最令人感動的是責任編輯王遠彥先生，為武漢出版社編審史學著作的高手。他曾經是我的恩師何浩所著《楚滅國研究》的責任編輯，《楚滅國研究》1989年出版以來，在學術界享有盛名，王遠彥先生功不可沒。接手本書的審稿任務時，他己臨近退休，由於本書大量涉及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字、考古成果、先秦古籍，偏字難字怪字多，審稿難度極大，王遠彥以淵博的學識，嚴謹的作風，紮實的基本功，全身心投入，嚴格按國家出版要求審稿。一百多萬字，在不長時間內審稿完畢。我看著書稿上一些地方密密麻麻的紅筆批註，內心的震撼，難以用語言形容。我在上世紀80年代當過《江漢論壇》的歷史編輯，經手處理過很多知名學者的稿件，對自己著作的文字質量，有一定自信，誰知看過王遠彥處理的原稿，方知自己的文字功夫，距國家的出版要求，尚有距離。很多字似是而非，被王遠彥一一不客氣地拎出。王遠彥審稿，對內容把關極嚴，稍有重複文字，一定不會放過，哪怕是隔著幾頁或者幾節、幾章，依然難逃脫他的法眼。尤其讓我不好意思的是，原稿對字庫中沒有的甲骨文、金文、簡帛之文不得不大量造字，原計劃送出版社之前，自己對稿件逐字逐句再把一次關，填補空白，核對引文，調整文字，由於突然大病一場，唯恐身體出意外而倉促送稿，很多新造的字未及填入文中，造成文中空白之處甚多，很多引文也未及核對，王遠彥硬是憑著對前後文意的理解，一一填寫進去，對多餘或不準確的文字，刪改恰到好處，充分體現出他熟悉古籍，有著不亞於作者的學術功底。最妙的是他在批註中常有精彩點評，給人以心有靈犀一點通之感。由此，我視他亦友亦師，由衷佩服。曾賦詩一首，來表達自己的敬佩之情：
恩師曾贊好編輯，《滅國》四海聲鵲起。今朝有幸逢知音，高手出馬心中喜。知識淵博熟典籍，嚴格糾錯不客氣。點評得失有靈犀，出版戰線一桿旗！
寫作本書，特別應該感謝的是夫人彭善玲。我倆同齡，都是在武漢市政府正局級公務員職務上退休，兒子媳婦均在北京工作。正當我全力投入寫作之際，2013年2月17日，孫子程熙博在北京醫院降生，為保證我這當爺爺的寫作不受養育孫子的影響，親家公陳德亮、親家母程虹以“輪崗”形式竭力減輕我的負擔。我家“在崗”期間，夫人在京，獨自承擔了照料孫子的重任，即使回漢，為避免干擾，仍攜孫分居他處，使我得以在武漢書齋內關門全神貫注寫作。夫人身體不好，多次住院治療，本需我照顧，卻成天見不到我的人影，為《先楚史》的問世承擔了巨大的犧牲。在本書寫作超過100萬字之時，欣喜之餘，覺得未能陪伴夫人和照料愛孫，寫下一詩表達歉意：
陋室孤燈花甲人，情系楚國苦耕耘。難捨病妻守冷衾，子媳愛孫遠在京。日以繼夜眾言蠢，史海茫茫扁舟行。天倫之樂無暇顧，留取丹心照汗青。
夫人回詩兩首，表達了對我的理解和支持：
浩瀚楚史苦作舟，黑白顛倒勤耕耘。咫尺天涯難聚首，道是無情卻有情。君患血管糖尿病，曾幾卒中愁煞人。無日無夜伴左右，慶幸康復獲新生。
恨己身體不爭氣，看病買菜難出門。白天育孫尚可過，黑夜無眠難安寧。人稱退休第二春，洋指已近古稀人。人生苦短似煙雲，期盼《楚史》早殺青。
夫人一直見證我在學術之路上磕磕絆絆，踉蹌前行。她期盼《先楚史》早殺青，已如她所願。今後，《楚春秋史》、《楚戰國史》在向我招手，等待我的，仍將是漫漫長征。
程濤平
2016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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