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11《秦漢史講義(增訂版)》目錄索引數位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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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索引也是筆者順便「讀書」的方式。有句成語「論斤估兩」，比喻「斤斤計較」原來還有黃金用「斤」來計算的時代…

作者說：「西漢朝廷經常賞賜黃金，動不動就是幾十幾百乃至幾千斤。到了東漢突然間就少了，整個東漢朝廷在歷史記載中的用金量還不如西漢武帝一朝的三分之一，而且還出現了一個現象，黃金和其他貴金屬都由稱「斤」而改稱「兩」，一直延續到現在。現在我們論黃金論白銀都是論兩，「黃金萬兩」。但是秦漢時代黃金往往是論斤的，這就在經濟史上留下了所謂的漢金消失之謎。（《秦漢史講義(增訂版)》3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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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史講義(增訂版)》目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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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從「周秦之變」到「漢魏之變」： 我的秦漢史教研】

1995年我經張豈之先生介紹，到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授◦清華歷史學本來名氣很大，但1952年院系調整後變成蘇聯式的工科大學，這門學科在清華就中斷了。我到清華時，該系恢復創設未久，主要人員都是原社科系中國革命史和近現代史基礎課教師◦所以，那時系裏搞過中國古代史教研的，基本就我一人。當時歷史系還沒有招收本科生，我除了帶過兩屆研究生外，主要是開設全校性的中國社會經濟史和農民史選修課。到了世紀初歷史系開始招收本科生，上面也要求開設「成套的」歷史系專業課，包括中國古代史的各個斷代史專業課。當時歷史系已經有了唐宋明清的教師，但仍然沒有秦漢這一「斷代」的專家，所以上面就要求我來「補缺」，開設秦漢史專業課◦這樣一直到2009年侯旭東教授入職清華、我向他交棒為止，我在清華大約教授了七八年的秦漢史課程。這本講義的雛形就是那個時候形成的。

在中國傳統史學的「二級學科」分類中，我是屬於「專史」而非「斷代史」出身的◦研究生時期跟隨趙傭生先生治土地制度史和農民戰爭史，當時的重點也放在明清這一時段。20世紀90年代我主要研究的是農民史和農村改革問題。秦漢史本不是我的專業方向，但是在我的學術生涯中曾經多次「聽從組織安排」去從事並非我「專長」的工作，比如參加陝西通史項目承擔宋元卷和這次去教授秦漢史，這倒也並不全是出於「集體主義」或「團隊精神」的考慮。因為我本身興趣比較廣泛，而且在專史研究中也涉及過這些時段，覺得還是有一得之愚可以貢獻，或者更不客氣地說，對該「專業」中流行的一些看法也有些不吐不快的意見，所以還是r義不容辭」或者說是「趣不容辭」地接受了。

我們這一代史學工作者是從所謂「五朵金花」的時代過來的。由向達先生首創的「五朵金花」之說，指1949年後中國史學界集中討論的五個問題：古史分期、土地制度、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和民族融合◦這些討論具有眾所周知的意識形態背景，但即使在這個範圍內也未必一直能夠自由討論，在「文革」時期一度萬馬齊喑、「五朵金花」之後，改革初年又重新綻放，並且發展到最高潮。而隨着思想的進一步解放，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五朵金花」討論就已經不再是史學研究的主流◦但是如今回頭看，這種史學作為五四以後傳入的「新史學」中最有影響的一支，在其演變成經學化、神學化的「官史學」之前，曾經確實帶來了中國史學的一大進步。至少在兩個方面，它的突破和後繼影響是不可否認的：第一，它把中國歷史納入了全球化的視野，突破了傳統史學除了大中華就只有「四夷傳」的狹隘眼界。第二，它打破了單純敍述王朝興衰、鋪陳人事，而不作制度分析的模式，尤其是打破了「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的傳統「斷代史」格局，而把制度邏輯、社會演變作為歷史的主線。我以為，我們的思想解放，在摒棄經學化、神學化、官學化的同時，當然不應該再回到「二十四姓家譜」的模式去。如果考慮到當年「新史學」還可以出現《十批判書》這樣的作品，「官史學」就一度只能歌頌「千古一帝」，即便後來學界「革命」而回歸「保守」，淡化意識形態而轉趨西方「學術前沿」，還是盛行「子路頌秦王」與新瓶裝舊酒，就能夠感到一種深深的遺憾。

我早年所治的土地制度和農民戰爭史屬於典型的「金花」史學，而在這派史學無法迴避的「古史分期」問題上，我當時持明確的「魏晉封建論」觀點，視秦漢為「前封建」古典（我從不用當時流行的「社會」概念），因此發表過若干以秦漢橫向比較羅馬、縱向比較隋唐的考證著述。在調入清華前，我在陝西師範大學還開過「古代社會形態學」和「封建社會形態學」兩門選修課。即便20世紀90年代以後，「世道與心路」都已發生重大改變，我現在的研究早已不再是「金花」模式，也不再以社會形態的概念分析周秦、漢魏之別，但至少在上述兩個方面，當年新史學的影響是不會消滅的。我後來使用的「大共同體」與「小共同體」等概念，也明顯帶有當年新史學的烙印。所以在清華開設秦漢史課時，這些學術經歷便起了很大作用，使我的秦漢史課程與一般「斷代秦漢史」有很大區別。

我假設學習秦漢史專業的學生應該具備通史階段的秦漢史知識，沒有必要花時間再講一遍這四個王朝（我認為前後漢完全是兩個王朝，中間的新朝亦非「僭逆」，秦應為四個朝代）的興衰概要，所以絕大部分課時都用來討論這四朝的制度和觀念演變◦尤其是分析「周秦之變」和「漢魏之變」。前者要講清楚中國是何以從「三代」帝制的，這對此後的中國產生了怎樣的深層次影響。而後者則要說明這一由四個王朝組成的「第一帝國」如何發生了不同於一般王朝更替的深刻危機，導致秦制後來發生了不同於一般所謂「合久必分」的長時段紊亂，但周制卻復興無望，最終在經歷數百年「中間期」後又走向了秦制框架下的第二帝國。換句話說，我不想花時間給學生講一套「四姓之興亡」的故事，只想在有限時間內梳理一下中華第一帝國時期的「世道與心路」，以給今人提供進一步思考的津樑◦我一向認為，中華文明數千年，最深刻的變化就是走進帝制的「周秦之變」和走出帝制的「三千年未有之變」。而且對兩者的認識緊密相關。對前者認識的深淺，關係到後者的成敗；對後者的體驗亦能加深對前者的理解。而在這兩者之間次一等的變化，就是所謂的漢魏之變了。如果本書能夠促進人們對這些變化的討論，我的願望就達到了。

我在清華講授秦漢史雖然年頭不算很長，但當時「超星圖書館」做了全程視頻錄像，據說流傳甚廣，至今海內外仍有不少受眾。當時只是做了課程PPT，並沒有成書的講義。後來我不再講授這門課，也沒有想到要出版講義。但是，近年來好幾位有心的讀者卻分別根據課程錄像，整理成幾個不同版本的全文本惠寄給我，並與書界的朋友一起，極力鼓動我出版。浙江財經大學的劉志先生還花了大量時間校對引文，去除語病，劃分章節。他們的熱心和奉獻令人感動，也使我覺得出這本書不僅有它的價值，也還要對得起學生、讀者和聽眾朋友們的厚愛。

當然，從我過去寫的秦漢相關論文，到課程開設期間乃至視頻傳播中，各種評價也都存在。贊同的聲音就不說了，批評的意見林林總總，常見的就是說我的秦漢史不合常規，有「以論代史」的色彩。對此我這裏做一點回應：

過去我們的史學界有過「論從史出」還是「以論帶史」的爭論◦改革時期由於對過去史學官學化的不滿，「論從史出」受到肯定，而「以論帶史」譏為「以論代史」。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實際上，那時用以「代史」的論其實只是一些由「信仰」而未經論證的理論教條，而把中國歷史削足適履地塞進教條編織的框框裏，還要不斷根據上面的需要而改變敍事（比如因「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指示而對赢政先生從大批到大讚），這固然不是合格的「史」，但難道這能叫「論」？其實這種思維不改變，即便換了一套意識形態氛圍，比如不再講「五種社會形態」而改為追隨「國際學術前沿」的「後現代理論」，或者從「反傳統」變成「頌傳統」的「保守主義史學」，那種「教條多而論證少」的弊病也還是存在的。

我們講「史」和「論」的關係，其實就是史料和史論的關係，更一般地說其實就是論據與論證的關係。不光是史學，任何一種實證研究，即既非文藝創作也非單純的價值弘揚，而是一種以事實判斷和邏輯推斷為基礎、講究知識增量的研究，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人文學科」，都是論據和論證的結合◦無據而論，固然是不着邊際的空言，有據無論，也會變成不知所云的廢話。有人說「史料就是史學」「有幾分史料說幾分話」，我是不同意這些說法的。史料不等於史學，就像數據不等於數學、實驗室不等於科學家一樣。但要強調的是：論證是一種自己的合乎邏輯的思維，它不等於引述理論。我們看過去「金花」時代的某些著述，往往看起來也是旁徵博引，不僅史料要「掉書袋」，理論更要「掉書袋」。一篇文章幾十個註，史料引證不多，「經典作家語錄」引證倒是不少。有人說這是「以論帶史」，有人嘲曰「以論代史」◦其實這並不是「論」多了，而恰恰是「論」極其貧乏的表現。史學不是神學，也不是經學。離開經典作家，你就不會思考了？

說實話，我受「經典作家」影響也很深。但是除了某些事關知識產權的前人具論外，我是不主張理論上掉書袋的。我的論證主要是自己的思考，當然思考並非憑空，接受各種啟發非常重要。除了「經典作家」的啟發，我認為現實生活的啟發其實是不可少的。例如本書中關於商鞅「壞井田」究竟是國有化還是私有化的問題，關於「鄉舉里選」是怎麼回事的問題，等等，我的一些新見其實都來自生活經歷。看到青川秦《田律》，就使我想起親身經歷過的「山水林田路綜合治理」。而我關於小共同體具有「溫情的等級制」的看法，除了「經典作家」的啟發，其實也來自常識。我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多問題其實並沒有想像的那麼複雜，而是「大人物忽視常識卻迷信教條」造成的。當然常識不一定對，「證偽常識」往往是重大科學發現的突破口，哥白尼就是把「太陽東昇西降，顯然圍着地球轉」的常識證偽，而開創了近代天文學◦但是常識可以證偽，卻不能無視。實證研究者哥白尼和一個無視常識而高叫「太陽就是從西邊昇起」的妄人，根本區別就在於此。

當然，研究歷史要靠史料，史料的書袋必須得掉◦但是秦漢史在這一點上也不同於其他「斷代」，因為這一時期存世文獻較宋明以後要少得多，沒那麼多書袋可掉。這一時期的研究比近古時期更加倚重考古，但考古資料與文獻相比恰恰是「不自明」的，其意義更加有賴於論證◦再就是秦漢史既然很難發現新史料，對前人研究推陳出新就更重要，而與「多一分史料多一分話」相比，對前人研究無論推陳還是出新，也更需要論證。所以秦漢史研究相對於宋元明清而言，其實就是一個論據相對有限、而更倚重論證的領域。當然，作為一個並非治「斷代史」出身的學人，我在秦漢史方面的論證對不對，還是要敬請方家賜正。

這本書在朋友們的催促和鞭策下，以劉志先生整理的《秦漢史》課程實錄視頻文稿為基礎寫成。但從課程錄製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大約近20年，期間秦漢史研究，尤其是考古資料又有了長足的進展。尤其是張家山竹簡《漢律》的發表、里耶秦簡的發現，以及隴東秦西早秦遺址的發掘，都有重大價值，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我當年授課時這些都還沒有。我歷來主張舊作再版一般不修改，以保存寫作的「時代坐標」。但是這本書不同。一是它過去未出版過，是作為新書出版的。二是當初作為講義是面對學生，現在可能也有這方面的讀者，對學生我應該給他們以與時倶進的知識，而不是提供一個「時代斷面」而已。當年授課時，我的講義是每年都要修改的，現在出書也應該如此。所以這次成書我做了較大的修改補充，篇幅也比視頻記錄稿多了近一倍，至於成效，就期待讀者的批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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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808《秦漢交通考古》目錄索引數位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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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秦漢史講義(增訂版)》，香港：中華書局，2025年4月。

ISBN：978-988-8912-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