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為研究而生: 20260601《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目錄索引數位化完成

2026年6月1日星期一

20260601《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目錄索引數位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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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說明】

今天是「輝達 NVIDIA GTC Taipei 2026」正式開幕（6.1-6.4），創辦人黃仁勳先生正發表演說，而我正在製作《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目錄索引。

稍早我又用「notebooklm」，把自己的博士論文抓取一部分生成二人對談語音，雖然裡面有一些發音錯誤，例如：「奉為圭臬」說成「奉為圭鳥」等。但瑕不掩瑜，ai二人的對談還是把論文重點傳達出來，一般人應該也可以理解。（說文解字、篆書、隸書、隸變等…）

其中說了一句，我很認同，即：「知識的價值在於理解背後的脈絡」。

知識是無限大的，人類大腦不可能全部能記得，我們和人工智慧的差異就是，我們可能會犯錯，但自我意志，有「好奇心」，這樣才能持續的考察、理解各種知識，也是我二十年來整理目錄索引的經驗。

內容中的第四節佛典翻譯對漢語詞彙發展的影響，說道：「影響」、「水乳交融」、「對」、「飛蛾投火」、「金蓮」、「危脆」、「薩薄」等七種詞彙。我才知道，原來「影響」並不是我們以為「影響」的意思，佛典「影響」了原本的「影響」！

我逐頁瀏覽，新增製作目錄索引，最後一共691列。《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目錄索引製作完成，放在「引得市立圖書館」，是第50種藏書。歡迎大家繼續支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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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目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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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宗旨在於利用漢文佛典語料研究中古漢語詞彙史的若干問題。

所謂「中古」本是一個比較含混的時段槪念，我們用來指東漢魏晋南北朝。由此上溯，秦代以前是上古時期，當中的西漢是上古至中古的過渡；由此向下，晚唐五代以後是近代時期，當中的隋唐是中古至近代的過渡。

以往的有關研究主要是通過傳世的中土（世俗）文獻來了解中古時期的漢語狀況，看不出它與同樣反映在文獻中的上古漢語有太大的不同。因此，學術界對中古時期漢語尤其是漢語詞彙的研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然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憾。僅僅就作爲漢語基本要素之一的漢語詞彙而論，其發展演變經歷了漫長的時期，而中古是當中一個變化劇烈、十分關鍵的重要時期。這時明顯可見的是，新詞大量出現；大多數舊詞的意義發生了類型各異的演變，產生出了許多新義項和新用法；同義詞顯著增加，提高了漢語的表達精度和修辭能力。與此同時，詞彙雙音化眞正成爲一種歷史的必然，並迅速得以實現，具體表現爲舊有的過去由單音節詞表示的槪念大都有了雙音節形式，而新槪念則基本上都由雙音節形式表示；各種構詞方法亦已基本完善。

不過即使是上述這些初步的認識單靠中土文獻也是無法獲得的。雖然人們對漢語在唐代已然的巨大變化感到驚嘆之餘曾經推想其過程應當開始於唐代以前，但由於證據的缺乏僅僅能做出一些推測與懸斷。這裡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長期忽視了漢文佛典語料的特殊價値和利用。

漢文佛典，包括翻譯佛典與本土佛敎撰述，對於漢語詞彙史的研究來說甚至具有比同期中土（世俗）文獻更高的史料價値，特別是在中古時期。這些數量巨大的極爲珍貴的語料爲什麼竟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實在是一個難解之謎。甚至可以這樣認爲，如果我們能早一點重視佛典材料的利用，漢語詞彙史的研究就可能少走許多彎路，而取得更多的有價値的成果，也許就會對東漢以後漢語的發展演變得出一些與現在不盡相同的認識。道理又是如此的簡單：東西漢之交，古代印度佛敎經由西域傳入中原，這個屬於另一文化圈的大衆宗敎很快就對中土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致成爲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季羨林敎授（1987）指出：「不研究佛敎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眞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甚至中國歷史。」我們同樣可以說：不研究漢文佛典，就無法寫出眞正的中古漢語史，特別是中古漢語詞彙史。語言是一切觀念形態的載體，任何一種外來的思想文化的影響無不以語言作爲媒介，而語言無疑又是最先感受這種影響並接受這種影響，閱讀佛典語料，我們不但親身體會到這種影響的存在，而且感嘆這種影響又是那樣的巨大。可是我們以往對這種必然的影響並沒有認眞加以重視和研究，尤其是對這種影響缺乏具體的感知。因此，一切的存在都是從老祖宗那裡來的。試想如果我們一旦發現其中有不少是外來的，豈不會導致觀念上的變化？

本文是在通讀了中古全部佛典的基礎上寫成的，主要目的在於把作者從漢語詞彙史的角度在佛典中的所見比較系統地、儘管只是部分地介紹出來，同時也儘可能地探討一下那些語料的本質及其在漢語詞彙發展史上的價値。這樣，本文的主要工作就在於，第一，揭示漢文佛典對中古漢語詞彙史研究的重要意義；第二，探討翻譯佛典對中古漢語詞彙發展的巨大影響。

如同任何研究工作一樣，本文的研究也是由於受到前哲及時賢的有關研究的啓迪並在此基礎上進行的。這裡我們尤其要向季羨林和周一良兩位敎授表示敬意，作爲非漢語專業的專家，他們早在四十年代就分別著文指出了漢文佛典對於漢語史特別是詞彙史研究的特殊價値，並提示印度語文對漢語的一些影響。他們的有關論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價値。近十年來，一批中靑年學者在利用佛典語料從事漢語詞彙史某些課題的研究上開始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他們的工作對筆者也有很大的啓發。

本文的討論完全依據漢文佛典材料，只是在個別地方涉及少量的中土（世俗）文獻，這樣做一方面與論題的範圍有關，另一方面與筆者對佛典材料的價値的認識有關，在筆者看來，中古時期的漢文佛典以其數量和質量而言應當用來作爲中古詞彙史研究的主體語料。

在本文的準備和寫作過程中，筆者除了閱讀大量的佛典而外，也對已有的研究成果作了廣泛的涉獵，但限於體例，對於共識一般不作引用說明，對於認識有歧異的地方一般也不進行辯難，以免枝蔓。

本文引例均採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例前注出該經譯者、時代、經名和卷數；例後注出《大正藏》卷數、頁數和欄數。佛典的有譯失譯以及經名的刊正均以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爲準。

本文的選題、材料收集和寫作都是在導師張永言敎授的具體指導和幫助下進行的。如果沒有這些指導和幫助，本文的完成肯定是不可能的。趙振鐸、向熹、項楚三位先生作爲指導小組成員對本文的寫作同樣給了許多的關注。在此作者謹向他們表示深深的謝意。此外，北京大學季羨林敎授、段晴博士和錢文忠先生指點作者學習梵文花費了很多的精力，季先生對作者的研究工作也給予了不少的敎導，在此一並表示由衷的感謝。

朱慶之

一九九〇年七月於四川大學

【修改校正備忘】

原本改為

爲為